南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作为大宋的遗民，他总结王安石变法，一方面称赞王安石进行变法的“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的勇敢精神，肯定“荆公新法，主于理财”的一面。同时，马端临揭露新法诸多弊端，从思想上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知时适变”。如王安石的保甲法是借鉴古代的籍民为兵的方法，这在古代行得通，但是后世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按老套子办事“则无益而有害。言其无益者，则曰田亩之民不习战斗，不可以代募兵；言其有害者，则曰贪污之吏并缘渔猎，足以困百姓”。说到助役法，马端临又说：“盖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惨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虽良法，保甲虽古法，而皆足以病民。”[77]
王安石看重实际，勇于革新，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无可否认，王氏的变革历史观却固化在一定的、陈旧的思维范式里面，正缺少一种通变的思想。马端临对王安石的评论还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
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生于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年不详。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饶州路以《文献通考》付刊时，年69。除《文献通考》348卷外，他还著有《多识录》153卷、《义根墨守》3卷及《大学集传》等，俱失传。其父马廷鸾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马廷鸾的著作中，史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读史旬编》。他对马端临的史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父子在封建制度一些问题上也不尽一致。《文献通考》共24考：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及国用考，这几考是关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是关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与礼制有关的是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关于国家专制统治的有兵考、刑考；关于文化典籍的有经籍考；关于国家、皇族统系的有帝系考、封建考；有关天象和地理的有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关于周边问题的有四裔考。各“考”合起来对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白寿彝先生说它是“封建社会的素描的图景”。这部书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两宋的变革的历史变动作了系统的总结。我们要重视的是他在历史的总结中，表现出的一种通变的历史眼光。如宋人企图以封建、井田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危机的主张，他批评说：
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78]
以通变的眼光来思考历史、总结历史变革，是两宋的历史因革论的一个特点。
理学家如邵雍、二程、朱熹对历史的“因”与“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心是以天理作为变革社会的准则。因此，他们高谈天理对正人心、风俗以及复三代的至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他们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振兴社会的办法。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真德秀一批理学大儒，在理宗上台时，政治上也最为风光之日，却是南宋急速走下坡路之时。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中一些人不能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也不是说他们历史的因革思想没有任何价值。下面列出几点。
1．随时变易以从道 这是理学家程颐历史因革论的集中表述。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到北宋到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他指出：
臣请议天下之事。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乌可知危乱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则臣请明其未然。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者乎？
他说一想到社会的动**，“每思之，神魂飞越”[79]。程颐认为变革要把“稽古”和“不泥于常”两者结合起来，认为这两者不能分开。在《又上太皇太后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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