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德在于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以惑人主之听。[80]
稽古是复三代之治，但是稽古又能变常，才能得圣人之意。宋代很多人主张以行封建、井田的办法，来缓和土地危机，如张载、李觏等，都是这样主张的。王安石也是仿古之封建井田，定方田均税的方案。程颐是另一种看法，他说：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病，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病。故善学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81]
他同意柳宗元的关于古之行封建是“势也”的说法，程氏没有说“势”，而称之是“不得已”。应当看到，程颐的观点与王安石的差异，应在经济中去找。方田均税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所以，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与理学发生冲突，不少人说王安石的新学是“坏人心术”，其实这不过是触动经济利益而引出的一种仇恨心绪，因为即使在学术上的差异，也不至于达到不顾学者应有的气度、非要这样诋骂的地步。
2．慎虑而动 这也是程颐提出来的。程颐说：“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82]在另一地方，程颐提出变要“渐”、“随时”，特别是牵连到近戚、贵家时，更要慎重。他的话是这样说的：“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则为之难矣。”[83]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程氏的历史因革论，是一种保护近戚、贵家的变革论。一切都是以天理为准，说王安石是言利，坏人心术，实际不过是坏了近戚、贵家之利。所谓“治泰不能朋亡”，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行新法不能得罪、损害权贵，否则后果是“朋亡”。这清楚表明了程氏因革论的实质。
3．通变使简易 朱熹继二程发展理学，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关于历史的变革，朱熹和二程基本的观点一致，是顺理而治。但是朱熹具有更多的通变的思想。他说：“使孔子继周，必通变使简易。”又说：“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84]以井田封建的办法，来解决宋代的社会问题，也是行不通的。他说：
封建实是不可行。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似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
他同意柳宗元对封建的看法，但又以为柳宗元把封建说得全不好，也不对。其实，柳宗元对封建是一种历史的思考。朱熹提出行古制，当重在通其精神，其精神是在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说：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说为民减放，几时放得到他元肌肤处。且如转运使每年发十万贯，若大段减轻，减至五万贯，可谓大恩。若未减放那五万贯，尚是无名额外钱。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这里方可以议行古制。[85]
朱熹仕宦生涯不过九载，主张轻民赋，知漳州任上，试行“正经界”，对百姓有利。为此他受到豪宗大姓的攻击，朝中一些官僚以此为口实，排诋朱熹。在这些地方，他的历史因革观与程颐又不完全一样。
4．言因革，当通其变 邵雍的代表作《皇极经世书》提出一种通变的历史的“因”“革”观。他说：
为治之治道，必通其变，不可以胶柱，犹春之时不可行冬之令[86]。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历史的变革是一种必然，应有一种变的意识。
邵雍说历史上的更革有四种类型：正命、受命、改命、摄命。对此他作了解释，说：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文化通史百度网盘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选读:全10册
中国文化通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