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金石学。何谓金石学？刘节先生说就是现在的考古学的一个门类，也可以说是现在考古学的前身。“金”主要指殷周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往往都有铭文。“石”主要指秦汉以后的石刻。郑樵在其《通志·金石略》中讲：“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唯用石刻。”不论是刻于铜器上的金文或刻于石碑的石刻，都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有些可以补历史记载的不足，有些可以证历史记载的谬误，有些实物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古代历史。
一、金石学成就
关于宋代发现的金石材料是很多的，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殷周彝器，二是石刻，三是古泉布、钱币，四是汉代竹简，五是陶器，六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等。
把金石资料作为新史料运用于学术研究的要首推刘敞，他将所收集到的先秦铜器11件，请石工摹其文，绘其图刻于石头上，取名为《先秦古器图》。在《公是集》自序中说：“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载，圣王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矣，独器也乎哉。”有了这些器物，就可以“礼泉，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117]。现存最早的研究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的专书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10卷。后来又有赵明诚的《金石录》30卷，“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摩而仅存者，略无遗矣”。他们认识到，史书中有关“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18]，已经认识金石对证史补阙纠谬的重要性，他们收录金石是为了“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119]。吕大临在其《考古图序》中也说，他研究古器，是要“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缺亡，正诸儒之谬误。”这些古器物“制度法象之所寓，圣人之精义存焉”。已认识到古器物的真正价值。
宋人搜集青铜器、石刻拓片除官府收藏外，私人收藏的也不少，估计有38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又竟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钰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者入古器自牍。既而罢黑官，凡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余器”。可见收集金石古器是一些人谋生和发财的手段，这与史学家利用金石古器研究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正是社会搜集古器物成风，大量的铜器石刻被人们从黄沙厚土中挖掘出来，为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史料，也为金石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金石学创立作出不朽贡献的是南宋郑樵。郑氏在其历史巨著《通志》中首创《金石略》，并精辟指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真”[120]。他重在强调用金石文物来考辨核实史事，历史文献与地下实物相互印证。这实际上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正是由于大量的铜器出土，石刻拓片的丰富，宋代金石学研究成果丰富起来。
（一）古器图录
1．吕大临的《考古图》 吕大临是宋代著名的学者，他著有《考古图》10卷。本书收录官私收藏铜器224件，石器1件，玉器13件。这些古器均按年编排，摹有图形、款识，并详明尺寸、重量、容量，注明何人收藏及出土地点。此书体例严谨，有疑则缺，成为我国最早而较系统的古器物图录。
吕大临著《考古图》书页（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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