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宋，淮河以北均被金朝占领，南宋辖地仅及北宋的三分之二，全国性的总志修纂比较困难，但有一点明显不同于北宋，这就是区域地方志修撰成为一种风气，各级地方官均重视和支持修地方志。陈垲曾言：“志苟工作，则古往今来，事事物物，皆无所考……此书不可一日无也。”[142]正是这种风气驱动，许多地方官都以修志为荣，州县方志的修撰十分普遍，“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143]不仅如此，修志方式也一改北宋时由奉诏官修的形式，皇帝不再亲自组织人员编修地方志，主要是由地方官主持，拔举聘选当时名人学者编修。因这些志书均为一地之志，编修人员又较熟悉当地情况，相对而言比编修全国总志要容易一些，全国总志不可能将各地情况详加记录，而地方性的志书却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其内容而言是相当丰富的。
《宝庆四明志》
就两宋所修志书的情况而言，大致有三类志书：一是官修的全国性总志，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广舆胜览》等。宋代官修的全国性总志很多，大多已佚，现在能见到的不过以上几种。二是州县地方志，这类志书大多由地方官聘人修撰，也有私人修撰，现能见到的有宋敏求的《长安志》、《河南志》，周应合等人的《景定建康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的《吴郡志》，罗愿的《新安志》，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数十种。三是私撰的山志、水志、古迹志等，如凌万顷等人的《玉峰志》、边实的《玉峰续志》、常棠的《澉水志》、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等书。
总体上讲，宋代所修的志书很多，据有人统计，大概有600多种，不过现在能见到的仅有30多种。就这些志书而言，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且为当代人修当代志，可信程度是很高的，对研究宋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研究宋代文化史的宝贵的资料。
3．宋代方志的成就及作用 方志记载的是一个地区的详细情况，为何要修志是有明确的目的，官修全国性的总志，是便于统治阶级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有备无患，为巩固封建政权服务。而地方性的志书，其目的更为明确，即能使地方官知晓前世古迹，了解该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对于其治理有“借鉴”和提供资料的作用，也是一种辅治的工具书。同时，方志中为那些名宦忠义、孝友烈女树碑立传，宣传封建伦理纲常，对封建统治的政治业绩歌功颂德，也是地方官绅夸耀自己的一种工具，因此方志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诚如林虑为朱长文等人所修的《吴郡图经续记》所写的《后序》中所说的：“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涤浚水之方，仓庾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备”。马祖光在《景定建康志序》中也说：“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正因为地方志有这样的政治功效，所以许多地方官在赴任之前，必“转扣尝官于是者，求郡乘一观焉。”[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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