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新精神
宋初的儒士们在思想领域掀起疑古思潮，至北宋中叶发展到**。疑古惑经之风，表现为不迷信古人，敢于疑传、疑经，甚至以自己的观点来改经、删经。疑古惑经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古人的迷信，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儒学的创新精神，首先体现在不墨守，敢于疑古惑经上。欧阳修著《易童子问》及《毛诗本义》，前者力辩《系辞》以下，非孔子所作，后者则专攻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刘敞学问渊博，长于《春秋》，其治经的特点在于以己意改经，后人对此曾有评说：“今观其书，如谓《尚书》‘愿而恭’当作‘愿而荼’；‘此厥不听’当作‘此厥不德’；谓《毛诗》‘蒸也无戎’当作‘蒸也无戍’；谓《周礼》‘诛以驭其过’当作‘诛以驭其祸’……《礼记》‘诸侯以貍首为节’当作‘以鹊巢为节’，皆改易经字以就己说”[5]。他疑《周礼》，有实绩。王安石主持纂修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他撰经义，对先儒传、注废而不用，完全出于己意。他对《诗》、《书》、《礼》、《易》等经典中的记事或议论多有批评，如他作的《策问》十道，其中一道云：“尧举鲧，于《书》详矣，尧知其不可，然且试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为圣也；知其不可，然且试之，则九载之氏其为病也亦永矣。……圣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释，吾子无隐焉耳。”[6]苏轼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说：“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7]，完全把自己撰述放在与圣人平等的地位上来发议论。程颐不仅改正《尚书·武成》篇，还改正《礼记·大学》篇。朱熹作《大学章句》，不仅把《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而且以《大学》旧本有错简缺文为理由，自己补写“格物致知”章。陆九渊一派的理学家，虽不删改经文，却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解释经文。
宋初开始刮起的疑古惑经之风，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甚大，它为宋儒突破藩篱、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宋儒们在学术上进行创新，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宋代学术进入到繁荣阶段，学派林立，观点各异，开展学术争鸣，如王安石的新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三苏蜀学，在北宋学术史上呈并立之势。到了南宋，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浙学又有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宋代文化的创新精神在学术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王安石荆公新学体系受到时人非议，但同样是自得与创新的结晶。可以说从宋初以后的儒士都是力图创新，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孙复等人不墨守先儒传注以解经；李觏反对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欧阳修解《春秋》一出己意，不阿同前人；苏轼虽为欧阳修之门生，但在学术观点上却不一致。这一点朱熹评价得颇为中肯：“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伪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毛、郑）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8]
宋儒在学术上坚持求新。“荆公新学”突出了学术上的求新，反对守旧，而关学和洛学也同样主张求新。张载认为“学贵心悟，守旧无功”[9]，“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10]程颐也认为：“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11]这种文化创新精神不仅体现在学术上，在文化领域的其他方面也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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