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领域，宋代文化的创新突出表现在历史观点的发展、新史体的创立和新史料的发现上。宋代史学创新为后人称道的主要有：一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体例上讲，是书为编年体通史巨制，可贵的是司马光自觉地把资鉴观点贯穿于1362年的历史中。二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虽采自《资治通鉴》，史料价值并不高，但创立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史体，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首创。三是郑樵的《通志》。《通志》是纪传体通史性巨著，纪传部分新意不明显，真正富有创新精神的是《二十略》。《通志·二十略》也就是正史中所说的书、志。从后人的研究心得看，郑樵的二十略，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多节录《通典》等书；其余十五略，郑樵说完全出于“胸臆”，实有夸张，真正属于他独创的有以下几《略》：《氏族略》探求古代社会的姓氏问题；《六书略》、《七音略》讲文字音韵；《图谱略》讲历代图表学问的重要性，《校雠略》讲图书文献；《金石略》讲青铜铭文石刻文献的学术价值；《昆虫草木略》讲动植物的种类及有关文献。在其余七略中，体例上虽不出前人范围，但也有自己新的独到见解。如《灾祥略》既是天文、气象、地质学上的材料，又是社会史上的材料。《灾祥略》和《天文略》对天人感应的灾祥说和史书中所谓的“春秋笔法”进行批判。所以郑樵的《二十略》在史学上的创新是很明显的，把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四是朱熹的《通鉴纲目》。朱熹不仅创立了新的史体——纲目体，而且在历史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五是史学思想上突出了史学资治求鉴的社会功能。编纂史书不单是记载历史，而且注重宣传伦理纲常，史学思想出现了理学化的倾向。六是新史料的发现。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真正形成于宋代。所谓金石就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关于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宋代收藏金石之风非常浓，人们收藏金石不仅仅是为了玩赏好奇，有些学者注意运用金石文献研究历史，以证史补史。七是方志体例的完备。宋代对方志的创新不在于大量修方志，而是创立了方志体例，使方志成为独立的学问。首先要提到的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这部志书的最大创新在于编纂体例和内容有了新的突破，除记述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词杂事”。[12]“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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