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以唐朝而言，历朝皇帝并没有制造文字狱。王建作《宫词》100首，描述的是皇宫内的事情；杜甫、白居易等人都描述了当时社会很多黑暗而敏感的问题，但并未因此致祸。官方对诗歌所涉内容的宽容，以致后人有“唐诗无避讳”之说。[2]这为唐诗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诗人展现才华和抒发感情。
唐代佛、道等宗教兴盛，尤其是佛教对唐诗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据郭绍林统计：《全唐诗》所收唐士大夫游览佛寺、研读佛典、交接僧人的诗及唐代僧人的诗共5200多首，占《全唐诗》所收诗的十分之一以上。再以佛教对诗歌本身的影响看，郭绍林认为：“唐代近体诗崛起，成为一代文体，其中律诗的成就也极高，技巧极为娴熟。律诗中的对偶部分，体现了作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又说：“辩证法思想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在中国本土出现，并由老子加以总结。对偶句式在近体诗产生之前，也已出现于文学作品和士大夫的日常闲谈中。但佛教有意识地总结、宣扬、提倡，和仅仅由文学现象自发地发展相比，却有着规范化、成熟化、多样化、可变化的积极后果。初唐时期，近体诗还很幼稚，而盛唐、中唐、晚唐时期，以对偶典雅工整名世的大家辈出，其中不少是奉佛的士大夫，这和佛教创宗后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慧能讲过的三十六对时期，正好相符，这便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学自身的发展了。”[3]
此外，佛教对诗歌的意境也产生了影响。唐代王维、孟浩然的诗，达到了山水田园诗的极致，但他们诗歌意境很大程度是受佛教影响的，如明人谢榛引孔文谷的话说：王维、孟浩然和韦应物的诗，“典雅冲穆，入妙通玄，观宝玉于东序，听广乐于均天”[4]。总之，佛教的思想方法对诗歌的意境、构思和表达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隋唐五代时期的哲学思想来看，一方面儒家思想重新被确立为官方的哲学思想，激励士人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激励士人关心政治，留意民间疾苦，使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写出很多伤时感事的现实主义作品；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不时受到士人的嘲弄，如王绩曰：“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又如李白曰：“凤歌笑孔丘。”这种开放思想有利于表达浪漫主义的情怀，从而形成李白那种奔放自然的笔调，表现出奇妙空灵的意境。
从诗歌本身来看，经过隋代的发展，讲究辞藻形式的宫体诗已经受到了冲击，新的诗风正在孕育之中，诗歌发展到盛唐基本上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的，一是风骨的回归；一是诗的形式美，即律诗的形成和成熟。强盛的唐朝为新诗歌幼苗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气候和自由广阔的天地。
隋唐五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就唐诗发展来看，初唐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思想领域活跃，这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诗坛也呈现出一派蓬勃兴起的局面。
唐朝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开元天宝年间，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唐诗经过这近百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上的不断探索，艺术经验长期积累，也进入了它的光辉灿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风格高昂明朗，雄浑壮大，或追求完美的诗歌意境；或表现为“清水出芙蓉”的自然美。也就在这时，统治阶级变得日益腐败起来，内部又不断争权夺利，剥削加重，致使人民生活穷困，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越来越激化，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样又出现了描写生民疾苦的创作倾向和讽刺诗，从侧重理想转向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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