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急剧衰败，但诗人们大都生长于开元盛世，受过盛唐精神的熏陶，受过盛唐诗歌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表现出盛唐诗歌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和那种浑然一体的意象韵味。同时这些诗人都亲身经历了战乱，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感受都必然反映到诗歌作品中来。又由于盛唐诗歌盛极难继，为了寻求新的诗歌发展道路而形成了不同风格，或通俗；或怪奇；或幽峭。而且，为了恢复唐朝往日的繁荣与昌盛，讽喻时政、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也不断涌现。但随着唐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加深，唐朝复兴的希望破灭，诗歌也转向描述自我，或悲叹往昔，感慨历史，以致把闺阁生活、爱情生活、青楼歌妓生活大量反映到诗歌作品中来，并且随着唐朝的消亡而日趋纤弱。“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唐诗走向没落的时候，一种新的文体词正在悄然兴起。
词起自民间，它的发生发展与唐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关系甚大。诗在唐朝是可以歌唱的，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就是讲述唐诗歌唱的。《全唐诗·附录》说：“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也就是歌诗的娼妓，应用了“泛声”或“和声”，无形中诗已变成了长短句。渐渐的参差不齐的“诗”被驱入文学的范围，成为新文体的词。词在唐末五代是一个发生发展时期。唐后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歌妓的活跃，歌妓因歌唱的需要，又推动了词的发展。唐末五代的词题材狭窄，如温庭筠及花间派词人绝大多数作品是描述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这与词产生的具体环境有很大关系。词在南唐后主李煜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李煜作为南唐国主，也是著名词人，他前期写豪华的宫廷生活，实际上是南朝宫体和花间词风的继续，后期词哀叹身世的不幸，使词摆脱了长期在花间樽前曼声吟唱中所形成的传统风格，而成为诗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使词向一个多彩的艺术载体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除诗词外，文章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隋唐文体的变革上。隋文帝虽不悦诗书，但他是一个务实的皇帝。建隋后，他在积极进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整顿和改革的同时，还改革了文体，即针对当时华艳的文风，诏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大臣李谔还奏请对有华艳文风者，绳之以法，也得到了文帝的赞许，并以谔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5]。入唐后，唐太宗和他的大臣明确提出了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的主张，在重视文学艺术特点的同时，反对**靡的文风。从而为唐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
骈文源于秦汉，形成在魏晋，六朝大为兴旺，但骈文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地着眼于技巧的追求，路子越走越窄，逐渐走向僵死。这样，先秦时期兴盛一时的散体文再度兴起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经过隋唐两代，主要是唐代文人的不断努力，最后到韩愈、柳宗元完成了古文运动的进程。韩愈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但也有些散文，和他的诗一样，过分追求新奇古奥，有生涩难读之弊。柳宗元的传奇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史记》人物传记的一个发展。柳宗元山水游记文笔简练传神，是《水经注》之后山水游记文学的又一典范。
总之，韩、柳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的基础，在创作实践上做出了典范。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结束了骈文对文坛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天地，不仅恢复了其原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推广了其实用范围，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去表现自我，去写景、抒情、言志。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人小说称之为“传奇”。首先，唐代城市经济繁荣，为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小说由原来单纯的谈神说鬼，走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其次，唐代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较强的新的散文体，诗歌发展也为它输送了丰富的营养。另外，唐代佛道教义故事，神怪传说的流行，对传奇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此外，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温卷”风气，在中晚唐尤为盛行，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也写传奇小说，传奇也在这时得到了发展。传奇的产生使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隋唐五代佛教宣讲经文，分僧讲和俗讲两种。僧讲专对僧徒，俗讲对普通人。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俗讲的内容大多是一些男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或历史和佛教故事，因情节吸引人，而风行一时。变文到宋演变为话本小说，弹词也是由变文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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