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标揭“史界革命”的旗帜
“史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与此同时，邓实也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这一口号概括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建立近代新史学的要求。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以及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发展，是产生“史界革命”最重要的客观前提，而让历史学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服务，正是“史界革命”的目的。维新派侧重研究的“维新史”“变政史”，革命派侧重研究的“革命史”“独立史”，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易”思想和西方的进化论，则为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1898年4月，由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他翻译这本书的宗旨是为了“自强保种”。他说：赫胥黎一书“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11]严复所介绍和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引起了维新派的共鸣。《天演论》译成后其中宣传的许多观点，在该书刊刻前就在维新派中流传。1896年，严复曾将一部分《天演论》底稿交给梁启超、康有为阅读。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曾提到“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数过，不忍释手”。[12]《天演论》在中国影响长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之前，一直在中国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蔡元培就说：“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13]总之，《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对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推动了史学从近代的经世史学向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的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历史观也对“史界革命”做出了理论贡献。他以《易经》中的变易、辩证观点来说明变的必然性，说明一切事物通过变化才能发展的道理。在他那里，“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处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历史的发展就是沿着“据乱世”向“升平世”，再向“太平世”的发展过程。他的进化观批判了“天道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也基本上摆脱那种“复返其初”的循环论观点，强调了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草昧向文明、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现了一个在传统文化培养下的知识分子，面对时艰勇于探索的精神。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与严复的《天演论》相得益彰，在戊戌维新时期，成为新史学思想酝酿时的一种思想利器。此外，康有为的批判精神和疑古思想对新史学的思想的形成影响较大。他提出“中国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14]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将帝王称为“匹夫”“民贼”，并以初步的民权观点解释了君权论。他说：“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15]康有为还对上古史提出了怀疑，认为“上古事茫昧无稽”，三皇五帝的事值得怀疑，这种反对封建专制和疑古思想对新史学有很大影响。
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17]
从而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民权思想与“民史”观念的提倡，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惊慌。封建顽固派叶德辉所编之《翼教丛编》极力反对“仿西法立民史”，认为“州闾细事，委巷琐谈，聚而编之”，简直是“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作者声称：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文化通史百度网盘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选读:全10册 中国文化通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