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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通史(套装共十册)_郑师渠(第二节 “史界革命”) 第(3/11)页

热烈地呼唤着“史界革命”的到来。新史学的提倡者还明确宣告了他们所建立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不同:“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1]同时,他们还明确界定“新史学”是为了探究群体进化之理,以“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强调“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2]在这里,他们把历史的意义和目的规定为“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这就肯定了历史是运动的、进步的,在一定意义上划清了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

总之,“史界革命”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究其实质,它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学术思想界的表现或反映。具体地讲,“史界革命”是日益发展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在思想学术界所进行的理论准备,它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理论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近代学术界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史界革命”的内容及其对旧史学的批判

兴起于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史学界内部的变革,还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革命。概括地讲,“史界革命”的基本内容包括:批判并否定成为封建帝王家谱的封建史学,在治史内容上强调写民史、社会史;主张用进化史观作为新史学的历史观;突破传统写史体例,用章节体撰写历史;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主张史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治史宗旨等。

(一)提倡“民史”,否定“君史”

提倡“民史”,否定“君史”,批判“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的封建传统史学,以“民史”代替“君史”,是“史界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邓实、马君武等人都做了很多论述。

梁启超认为,要进行“史界革命”,就必须全面地清算“旧史学”。在他看来,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23],不过是记述“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24],“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25]。旧史学的这些弊端皆因封建史家眼中“知有朝廷不知国家”,“只有王公年代纪,不有国民发达史”[26]。由于中国封建史家不知记述人群进化之事,只知为封建朝廷作本纪列传,而且“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更由于封建旧史因只“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因而对于当朝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忌讳”。其结果只能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记陈迹,不记今务,所以“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历史成了“为若干之陈死人”所作之“纪念碑”。史书既不能给人们以何种借鉴,又无精神、无理想,因而不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而成了“耕民智之具”[27]。

梁启超把封建史学斥之为“帝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矛头直指“帝王中心论”。其思想之大胆,语言之泼辣,锋芒之锐利,在20世纪初罕有人能与之相比,堪称史学革命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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