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批判“帝王中心论”的同时，还批判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和“历史书法”，从而更加典型地表现出他的进步学术立场。他说：“中国史学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28]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所谓“正统”其实就是“君统”，是封建君主制造的“君权神授”迷信教条，是用以统治人民的荒谬理论。他讥讽那些怀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史家为“陋儒”，他们宣扬的“正统观”本是为一家一姓之私天下服务的谬论，而后世之陋儒却“攘臂张目，笔斗舌战”地为某家某姓争一个“正统”之名，只能说明他们甘当封建帝王的奴仆，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29]
与批判“正统性”相联系，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书法”也进行了批判。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也。”[30]他指出，在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之下，封建史书“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臧否人物”的唯一标准是看其事其人是否对封建君主有利，凡“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则谓之罪，谓之恶”，故此，封建史书“其最所表彰者，则死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其结果必然“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只能“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梁启超所以大肆抨击封建史学观，是为建立他的新史学体系服务的，只有突出强调批判性，呼吁从信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才能“摧陷千古之迷梦，破除学术上的奴性”[31]。其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代表着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决裂程度。
此外，其他一些思想家也把批判旧史学看成是建立新史学的前提。马君武在《法兰西近世史》译本序言中就曾谈到中国四千余年历史“有君谱而无历史”的问题。1902年10月，《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的文章《私史》中也指出，中国旧史“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甚矣中国之无公史。”[32]有的还发出了“中国无史”的感叹，如黄炎培等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33]
不仅如此，不少学者都把对封建史学弊端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邓实认为，秦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史在朝廷，史局由朝廷诏设，史职由朝廷特简，监修有官，分纂有官”，“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致使私家动触禁网，而官修史书则“唯贡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外无文字”[34]，严重阻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赵必振指出，封建时代君权的极度膨胀，使旧史家的眼光往往局限于君主的活动，以至秉笔记事，多以叙述朝代兴衰、旌忠表烈为务，“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35]这些批判，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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