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家们更着眼于“民史”的建构。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必须探索人类整体的进步过程，“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36]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为民而作”，促进国家思想兴起，加速“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发育的“民史”思想。同时与批判封建正统观相对，梁启超又提出了“民统”的观点，指出：“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他又说：“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国”，乃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他所说的“民”，乃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强调“民史”，否定“君史”，强调“国统”“民统”，否定封建“君统”，这是他倡导“史界革命”的核心观点之一。
在20世纪初，批判封建史学，提倡民史的学者大有人在。1902年，邓实在《史学通论》中就批判中国过去的封建旧史是“朝史耳，而非民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37]邓实认为，社会的进化不是一二人的进化，而是群体的进化，“人是群体的生物”，“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昌”，因此，“舍人群不能成历史”。所谓“民史”，就是应当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人群之事功”。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之人物”和“历史之光荣”。[38]邓实还以“民史氏”自命，作《民史总叙》一篇、《民史分叙》十二篇，即《种族史叙》《言语文字史叙》《风俗史叙》《宗教史叙》《学术史叙》《教育史叙》《地理史叙》《户口史叙》《实业史叙》《人物史叙》《民政史叙》《交通史叙》等各篇，对1902年所著《史学通论》中“民史”部分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又对有关“民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民史”“民史”的研究对象、“民史”的意义、“民史”与民权的关系，以及各种专史的编修等问题，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这样专门地、全面地论述“民史”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并不多见的。[39]此外，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明确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40]旗帜鲜明地提出民史的思想。樵隐著《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41]一文，也明确提出中国亟须编辑一部“普通民史”的倡议。总之，批判并否定“君史”，提倡“民史”已经成为20世纪初“史界革命”中的一股潮流。
（二）以进化史观探讨历史因果关系
用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这是“史界革命”倡导的重要原则内容之一。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学应叙述“进化之现象”，尤其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观点，就是以进化论历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典型表达。这点在其他许多人的历史观和历史著作中也都阐释过。如曾鲲化即指出：
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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