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也是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吸收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他说：“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43]甚至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与梁启超同时论述了新史学的宗旨和功能，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张通过史学的研究求得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令人知古今进化之轨”，“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并以历史进化的规律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44]。章太炎的进化史观既包含有中国传统的变易观，又受西方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主张改革旧史学，强调史学的宗旨是论述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理。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书中曾写道：他主张写中国通史的理由就是为了标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说：
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论，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45]
他还试图以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变化来说明历史的发展，不仅在方法上是一种新的探索，在历史发展观上也是一种革新，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
邓实在方法论上更注重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作宏观的把握中，去彰显进化论的历史观。他将人类历史已然的进化分为四期：太古时代、群争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并指出20世纪还将进入第五期的“世界主义”时代。这样他不仅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是进化的，而且这种进化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强调中国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结束千年封闭的君主专制时代而走向民主共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化轨迹，有力地彰显了进化论的历史观，同时也论证了现实的共和革命的合理性。
此外，刘师培也是主张用进化论历史观来研究历史的。他于1903年撰写的《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就是系统运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史的代表作品。
尽管用进化论历史观来解释历史在新派人物中较为普遍，但笔者认为，梁启超的进化论历史观最为典型，代表着“史界革命”的理论潮流。梁启超由于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19世纪末形成了他的早期进化论历史观，并成为他宣传维新变法、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最锐利的思想武器。20世纪初，在他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之际，又把进化论学说引进历史研究之中，坚持人类历史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观点，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和“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论的束缚，指出历史的进化不是直线式的发展，而是“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46]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但总的趋势是今天胜过昨天，将来超过现在，越变越进步。据此，他认为，旧史学那种“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吾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47]这就点出了他的进化史观与旧史观的根本区别。他确认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是有规律性可循的，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明之幸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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