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学是促进国民团结的“群治进化”的科学。然而在中国，传统史学尽管发达，史籍尽管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57]，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由于它不是群治进化之学而是帝王的家谱。因此，从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发动一场改造传统史学观念与史学功能的“史界革命”势在必行。这也正是史学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价值体现。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重视史学，发挥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则人民就会团结起来，社会就能进步发展。因此，他提出，“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58]他对本国历史与发扬本国人民爱国精神之关系讲得具体而明确。
1903年，曾鲲化在其编纂的《中国历史》中论述历史的目的时也曾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闳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也非常重视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他还讲到，历史学的任务应该“调查历代国民全国运动进化之大势，最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59]所以，《浙江潮》在介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时也提出了“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60]的观点。
夏曾佑是“史界革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与梁启超一样，也深明史学对现实有重大作用。他撰著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61]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在该书的《序》中，他就表示，自己研究古代史是为了寻找拯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增进人的智慧，而智慧“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62]。他正是为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才潜心于历史研究的。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即在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否则，“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政治本身“亦无有不归于澌灭”。他认为，“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都必须“推本于历史”。总之，夏曾佑是满怀爱国热情，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编著《中国古代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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