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来源不同，但它们都是在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或原始国家的联合斗争交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源于“西夷”。《史记·六国年表序》：“禹生于西羌。”《集解》引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于石纽，西夷之人也。”“西夷”的地望在今河南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伊洛平原及晋南汾水流域，其称西系对商而言。前面说过，夏是在黄帝初步统一中原后姬姜部族（尧）和东夷部族（舜）轮流“禅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夏初东夷部族的后羿曾“因夏民以代夏政”，所以它本身即带有夷夏文化交流的特点。商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的一支，祖居今鲁西豫东北一带，以后逐渐向西发展，和夏建立了服属关系。夏商是东西对立的两大族系，文化上互相激**、渗透。商灭亡“西邑夏”以后，夷夏文化进一步融合，使商代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这些，我们从近几十年的考古中可以得到印证。
周原是羌人的一支，活动在今陕西西部的泾水、渭水上游，后迫于戎狄的压迫，定居渭水中游的周原，夏时曾和夏建立了服属关系。夏末，周的首领不窋“失其官（农官）而犇戎狄之间”[19]，商末又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商的“西伯”——殷西方诸侯之长，这说明周与夏、商文化交流、浸润的历史相当久远。后来它联合庸、蜀、羌、髳、卢、微、彭、濮一举灭商，以“有夏”、“区夏”自称而建立周王朝，创造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这可以说是华夏文化的雏形。
不仅族属上同归于华夏，春秋时不少部族祖先的谱系也渐渐和华夏同归于一源。《国语·鲁语》记载展禽归纳三代祀典时说：“有虞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谛黄帝而祖颛顼，郊禹而宗鲧；商人谛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谛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里，商人的祖先也被说成是黄帝的后裔，即是这种谱系认同的一例。“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跟源起于渭水流域的周有比较深的渊源关系。而商起于东夷，无论如何和黄帝是攀不上血缘关系的。展禽说商人是黄帝后裔，显然是华夏族形成以后谱系认同的说法。
华夏民族的形成促进了中国版图疆域的扩大。西周时期，部族众多，各占一区，“中国”号称强大，不过今天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河北南部、山东东部包围的地区，其间还有不少夷狄部落杂居。西周晚年，势力发展到湖北北部。直至春秋初年，诸夏疆域仍未超出这个范围。华夏民族形成后，楚、吴、越并吞南方诸多蛮夷而同化于中国，齐、晋、秦尽灭北方夷狄，华夏疆域日益扩大。春秋末年，北起燕代，南至湘水，西起甘陇，东迄海隅，成了华夏文化覆盖的范围。战国以后，韩、赵、魏、齐、燕、秦、楚七雄都成为“冠带”之国，称诸夏，它们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吸收进一步加强，或以夏变夷，或夏“杂用夷礼”（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东齐、西秦、北燕、南楚、中原三晋几个融合夷蛮戎狄而成的文化区域，和周边日益吸收华夏文化的少数民族共同形成“天下”、“四海”的概念。从此“中国”才突破“天下之中”的意识而凝固成为华夏疆域的名词，一直沿用到现在。
三、华夏文化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促进和先导作用
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形成后，“尊王”、“攘夷”的旗帜让位于为统一而进行的兼并战争。原来被称为戎蛮的秦国和楚国，与三晋、燕、齐并列七雄，同称“冠带”之国，纵横捭阖，为统一中国而改革变法、富国强兵。在战国兼并统一的进程中，百家争鸣对兼并的发展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了促进和舆论先导的作用，对中国长期的封建政治和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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