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发现的契丹人的帽子都是官僚显贵们的鎏金银冠[4]，形式有圆筒高翅形，即筒形圆顶，两侧附以近似长方形高于帽顶的鎏金银冠，翅上有麒麟及缠枝花纹；另一种鎏金银冠，自前正中高起出尖，两边向后分折三折海棠曲线，上下有花边缘上錾如意云纹，栏内正中凸起宝珠，两边各一行龙及凤凰。同形式的为双凤而无龙。第三种形式的鎏金银冠，由16片镂孔银片用金丝缀合，正中重叠两片作如意头形，前一片上錾真武像，另一片为双凤纹，其余各片有凤、鹦鹉、雁、花卉、火焰纹等，压边錾蔓草纹。此冠出土于女尸旁，应为女冠。第四种形式为高翅鎏金男冠，由六片镂孔银片组成。先由四片合成圆顶筒形帽，用银丝缀合，下边镶入双层帽箍中，两侧附两片高出帽顶的弧形帽翅。冠前中镂火焰纹，两旁为凤凰，两翅是飞翔的凤鸟纹。后面上部素面，其余为卷草纹。冠顶正中立一“元始天尊”鎏金银像，由像身、背光、底座三部分组成。其中第二种形式，在大同华严寺辽塑菩萨中就有类似的冠形。上述几种冠形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契丹冠制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契丹人服饰，平时男子空顶或皮、毡帽，穿圆领窄袖紧身左衽长袍、束革带、佩匕刀、下袴、足靴。亦穿开襟短上衣。冬衣皮毛。女子包头巾，或小圆帽、皮帽，穿与男子同式的长袍，或左衽短衫、袄，下长裙、裤，着筒靴，束帛带，冬衣皮毛。总之契丹衣服，不像汉服宽肥，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沈括使辽后颇有体验，他说：“窄袖利于驰射，衣短、长靴皆便于涉草。胡人茂草，常寝处其间。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唯胡却无所沾[5]。”这里沈括悟出了胡人衣服短瘦和筒靴的道理，也使人们从这段记述中，看到他高履博带在雨后草地行走的狼狈相。其实他还没看到，穿靴骑马，不但不磨足腕，一旦落马，还能靴脱人离，不致被马镫拖住。
前面提到契丹人特别是契丹贵族服饰汉化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居住在辽域的汉人，衣冠也同样有契丹化的情况。据沈括所见，在辽境的汉人，衣冠语言皆其故俗，“唯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带、女子连裳已异矣”。[6]但苏颂所见则大有不同，他说：“敌中多掠燕蓟之人，杂居蕃界，皆削顶垂发以从其俗。唯巾衫稍异，以别蕃汉耳。”又说，“衣服渐变存语言”[7]。他们所见各有不同，但都看到了变化。事实说明，民族杂居，各民族之间只要他们生活在一起，互有往来，各方面相互影响是必然的。
二、饮食
以上宋人使辽所见，契丹所过的是一种典型的游牧经济生活，他们逐水草畜牧，以马牛羊为主要生产、生活资料。除放牧外，还以狩猎作为衣食的补充。他们不善农业，种植技术不高。这种情形主要由于其经济是牧业为主，另外也与地理环境有关。由于古长城以北地区高寒，无霜期短，许多在中原种植的农作物不适宜生长，只有那些生长期短的作物，如糜粟、荞麦比较合适，其管理技术要求不高，所以当时就习惯于种植这类作物。
经济与生活是统一的，牧业经济决定了他们的饮食内容和方式。马、牛、羊和狩猎而来的野生动物，如飞禽鹅雁野鸭，水中之鱼，地下之貔狸（地羊、地鼠），以及野羊（黄羊）、麋鹿、野猪，都是肉食来源。至于虎、豹、熊、貂，则以取皮为主。
荷叶纹银杯（辽）
除了以上列举的主食，饮料种类也有多种，而以茶为大宗。在辽宋之间、双方贸易往往是以牛羊马茶互换。在双方朝廷互赠礼品中，宋赠辽的礼品就有建茶、团茶、岳麓茶等名贵茶种。契丹人贵贱上下饮酒成风，他们所饮之酒有曲酒、**酒、新罗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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