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理学纷争，在文化史中最令人注目。明代理学发达，理学中的派别之争也极为纷繁复杂。明末的黄宗羲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1]其发展，从前期的薛瑄、吴与弼（康斋）、陈献章（白沙）始变，至王守仁（阳明）又一变，朱（熹）学一统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心学崛起。王守仁之后，王门心学分化为左、中、右三派交争；又有陈献章嫡传弟子湛若水（甘泉），主张“随处体认天理”，形成与王守仁“致良知”不同的心学路线。同时，程朱一系理学中，笃守“性即理”的有罗钦顺、陈建等，对王学“心即理”的观点展开论难。理学之外，有王廷相、吴廷翰、吕坤等人，继承宋张载气本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对理本论的程朱之学和心本论的陆王之学展开批判。至明末，又有东林、蕺山诸派，批判、整合程朱、陆王之学的观点，而影响黄宗羲等明末清初的理学思想家。在争辩、分化、整合的演进过程中，理学也逐渐走向了它的衰落（按：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既包括程朱理学，也包括陆王心学。狭义的理学则专指程朱理学）。
朱元璋像
一、“性即理”耶？“心即理”耶？
对于明代理学的发展，乃至整个明代文化的发展来说，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以及随后在社会中广泛展开的心学运动，无疑是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它不仅打破了明初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中的一统局面，还由此揭开了一个时代文化论争的帷幔。
正如第一章所述，明代号称“以理学立国”，其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行政手段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地位。所以明初以来，学术思想一直别无创新，黄宗羲指出：“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一‘述朱’，彼一亦‘述朱’耳。”[2]如当时被称为“文臣之首”的金华学派代表宋濂便是程朱的崇拜者，他的得意弟子、人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在洪武、建文时期被呼作“程朱复出”[3]。明前期的其他几个大儒亦多如此，像曹端“能守先儒之正传”，有“今之濂溪”之称。
到了明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部分学者、文人已意识到保守僵化的程朱理学已无力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开始对理学进行修正。生活在明王朝由盛转衰的理学大师薛瑄，在“恪守”朱学的同时又对它进行突破，强调理气不可分先后，主张“以复性为宗”，提出了“从事于心学”的口号。与之同时的吴与弼也兼采朱陆之长，将心学杂入朱学。至其弟子陈献章创立白沙学派，便突破程朱理学的桎梏走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门径。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4]但是陈献章仅一布衣，政治上极其平凡，其学又一味主静，“识趣近濂溪，而穷理不逮”，理论不十分系统精密，所以社会影响不大，在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只是从明初理学的“述朱期”向中明的“王学期”过渡的桥梁。
明真正建立心学体系并向正统程朱理学发难的是王守仁。其时因新经济因素的发展而导致社会阶级结构出现异动，即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和市民阶层壮大，以及统治阶级的腐朽导致社会道德普遍失范和农民不堪压迫起义反抗，使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体系中的逻辑矛盾进一步暴露，表明该理论所柄持的外在天理的强制压抑，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不足以牢笼社会。“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5]怎样有效地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人心，钳制社会？明代思想家的思辨和争论开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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