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茶成为明代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晚期，在江南地区，以苏州府地区为主体，附带常州、松江、嘉兴等府的文人集团成员，当时皆以诗、文、书、画擅名一世，同时又以茶人身份主导了一代的饮茶风尚。这些嗜茶文人，分别以隐逸茶人、寄怀茶人的面貌，酬游于文人集团之间，也获得了集团核心人物的认同和赞誉。他们因具有共同的嗜好、性情、品位、志趣，遂由小集团意识，呈现涟漪效应而影响一代的风尚，并逐渐从文人集团中明显分衍出来，成为著名于世且具有时代格调的茶人集团。这些茶人集团成员之间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有其稳定而明显的社会组织。他们通过茶会从事文化活动。茶会的形式多样，茶会有园庭、社集、山水、茶寮四种类型。明代茶人的茶会，逐渐取代宋代普及一时的茶馆，成为文化人生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72]
明代在人际交往之中，以茶待客已成为一种礼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叙赫大卿入尼庵情形说：“女童点茶到来。空照双手捧过一盏，递与大卿，自取一盏相陪”，“大卿接过，啜在口中，真个好茶”。可见茶对当时已成为各阶层人士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饮品。
由于人们对茶的喜好，明代城乡涌现了大量茶肆、茶坊、茶屋、茶摊、茶铺、茶馆。据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明代茶馆极其清洁讲究，“崇祯癸酉（1633年），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候，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馆曰‘露兄’。”张岱这里讲的“露兄”，多是一些大都会中较为雅致的茶馆。至于城镇乡村，大量存在的是一般的茶摊、茶棚。明代在乡间村社、水埠码头、小街店市，总之是有人群的地方，无论是高雅奢侈的茶肆，还是庸俗简陋的茶棚，都为人们提供了休息和提神的场所。同时茶馆和茶铺，也为那些闲暇无事的人们，洽谈生意的商人，炫富耀贵的豪绅，好风雅的士大夫们，提供了聚会的地方。总之，无论是居家、作客或是旅行，茶已同明代人民紧紧结合起来了。
三、等级身份与起居行止
明初统治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考虑，对帝王、宗室、贵戚、品官及庶民百姓的居住、行止礼仪作了明确而详严的规定。但是随着明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明人在居住、行止习俗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就明代的宫苑来看，不仅建筑群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而且在数量上、质量上超过了前朝历代。往昔诸多古旧城市也因人口的繁盛，商贾云集面貌一新，宫苑、寺观与各色各式的建筑群的兴起，使明人在居住、行止条件上都得到了改善。
明初起居的等级规定及其变化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便酌古通今，遵循封建礼制，制定了全国官民百姓必须遵循的房舍制度：“职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车舆、器用、衣服，各有等差。”[73]就连造屋该用什么瓦，门窗柱子需要漆什么颜色，室内家具应雕刻什么图案，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在《大明律》中对违式僭用者，特设了专门的律条，规定“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74]
在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下，这套房舍制度在明前期尚能得到贯彻，房屋庐舍基本保持着朴实无华、恪守礼制的风貌。可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明朝的房舍制度便逐渐遭到破坏。大约从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种异动倾向，纷纷由草房改为瓦舍，由无厅改为有厅，由低矮改为高广，由三间五架改为多间多架，由朴实无华而金碧辉煌。到了隆庆年间，“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胜舆服”[75]，而朴素无华者反被讥为穷措大。房舍的越礼逾制已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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