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高峰阶段，不论海外地理知识的丰富还是地图的制作等，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17世纪30年代我国还诞生了一部领世界近代地理学研究之先的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到达南亚及印度洋沿岸的许多国家，扩大了人们的地理知识。绘制于郑和下西洋期间的《郑和航海图》，是今日可以见到的15世纪以前我国记载亚、非两洲地理图籍中内容最丰富的文献。《郑和航海图》保存于明末茅元仪的《武备志》第240卷中，原名为“自宝船厂（在南京）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以标示航线（针路）为主，其航线始于南京宝船厂，止于非洲东岸慢巴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航海图中凡航线沿途各地，上至国家、地区，下至岛屿、沙洲、礁石、浅滩、港口、人家等，皆依其前后顺序及视远近大小收录于航线两侧，共记有地名550个，属于外国的占294个。在海岸地形的划分上，该图已分出岛、屿、沙、浅、石圹、港、礁、硖、石、门、洲11种。海岸地形中，对马六甲海峡的记载尤详，其门有龙牙、甘巴、吉利门等，浅有沙糖、棉花浅等，礁有仁义、马船、白礁等，屿有官屿、三佛、鬼屿等，山有打歪、马安、帽山等，港在南岸有旧港、东港、西港等，在北岸有彭坑、吉令、吉达港等，还有急水湾、洲等。海图的一些特殊航段注有海深、海底底质等。《郑和航海图》的绘制精度相当高，若将图中的东南亚部分重新绘制于现代平面海图上，其形体恰与亚洲东南部海岸线相符，这说明制作人员对于航线所达之处的地形、地貌已相当熟悉，且多经过认真的测量。
中国与亚非一些国家的往来很早就开始了，但长期以来中国对亚非一些国家地理情况的了解还相当有限，这个问题只有在郑和下西洋后才得到较好的解决。郑和的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驰骋二十多年，不仅开辟了从中国往返于东非沿岸包括横渡印度洋的新航线，而且在各个局部区域和内海，又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从而使船队遍历东西洋各国，开始能够对所至之处进行实地勘测和调查，弄清了许多过去未知的海外各地的地理状况。
在随郑和下西洋的成员中，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这些书都以相当数量的文字记录了船队所及国家的地理概况及海洋地理中的一些宝贵的地理资料。如马欢《瀛涯胜览》言柯枝国（印度西南岸喀拉拉邦柯钦一带）气候：“常暖如夏，无霜雪，每至二、三月，日夜间则下阵雨一、二次……至五、六月，日夜间下滂沱大雨。……七月才晴。到八月半后晴起到冬，点雨皆无，直至次年二、三月间又下雨。常言，半年下雨半年晴。”[52]费信《星槎胜览》记述：“龙涎屿望之独峙南巫里洋之中，离苏门答剌西去一昼夜程。此屿浮滟海面，波激云腾，每至春间，群龙（抹香鲸）来集，于是交戏而遗涎沫（龙涎香）。……其龙涎初若脂胶，黑黄色，颇有鱼腥气，久则成大块。或大鱼腹中刺出，若斗大，亦觉鱼腥，焚之清香可爱。”[53]此外如成书于明末的《顺风相送》、清初的《指南正当》等也向时人展示了丰富的海洋地理及亚非印度洋沿岸诸国地理的有关知识。
在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1273—1333年，字本初）制成的《舆地图》的基础上，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绘制了《广舆图》。此图补充增广了边远地区及国外部分，并将原来不便保存的大幅图转绘成16幅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图，11幅九边图，5幅诸边图，3幅黄河图，3幅漕河图，2幅海运图，9幅外国图，成为当时地理视野所及的一部综合性大地图集。它体现了明代地理知识在16世纪时所达到的水平。
徐霞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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