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产生的思想根源
汉代统治者为巩固大一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大力宣扬神学化的儒学，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把人间政权与上帝的永恒天国对应起来，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他们把阴阳五行作为天人感应的媒介，宣传符命谶纬以神化统治。普通民众则怀着对上苍的虔诚，祈盼着生活的安定幸福，祈福禳灾的世俗迷信相当流行。两汉的精神世界弥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成为道教产生的温床。
谶纬之学是道教的思想渊源之一。在儒学宗教化过程中，出现了谶纬这一怪胎。在图谶和纬书中，有大量星象预示吉凶、善恶影响寿夭、巫术驱鬼、西王母灵异、黄帝原为北斗黄神、孔子是黑龙之种等神异内容。它大量吸收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和鬼神观念，并把它们系统化、理论化。一方面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宗教思想，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很多营养，造成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
朱书陶瓶
传统的鬼神观念是道教的又一思想渊源。秦汉时期统治者重鬼神祠祀，秦始皇、汉武帝都乐此不疲。汉武帝还把奉祠天神与巫道混合为用，推进了高级迷信与低级迷信的联合。这一时期阴阳五行学说与鬼神信仰进一步结合，形成五方五色神灵等神异观念，为道教所吸取。“鬼神崇拜由来已久，秦汉王朝各代统治者对鬼神的广泛崇拜，乃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宗教迷信思潮的反映，这种普遍存在的宗教迷信思潮，为产生新的宗教或接受外来宗教造就了适宜的气氛。”[59]
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黄老之学，逐渐衍生成与刑名法术结合的道德学术家、与阴阳五行结合的阴阳数术家和与养生之术结合的神仙方技家三大流派。讲君王南面之术的道德说淡出政坛后，阴阳数术家和神仙方技家在社会上却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帝和老子都越来越被神化、仙化。奉黄老以求长生、求成仙的风气遍及朝野，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息。道教形成宗教体系，崇奉黄帝、老子，推他们为始祖、教主，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熏陶的结果。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打着老子的旗号，其实它的“道”（即根本教义）与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学说是不同的。老、庄崇尚自然，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庄子虽讲过神仙之类的寓言，但并不主张求仙。道教以修道成仙思想为核心，鼓吹世上有神仙存在，相信人通过修炼可以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与神仙方术学说有更直接的联系。卿希泰先生认为战国以来神仙术士们鼓吹的方仙道，是道教孕育产生的前奏。他说：“方仙道是战国至秦汉间方士所鼓吹的成仙之道，其著名的代表人物，在战国末年为宋毋忌、正伯桥、充尚、羡门高等人；秦始皇时有徐福、韩终、侯公、石生、卢生等人；汉武帝时有李少君、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神仙方士。他们宣扬长生成仙的信仰；声称黄帝是长生成仙的榜样而倍加推崇，俨然奉之为祖师；提出了多种修炼成仙的方术。主要是寻仙人和不死之药，以及祠灶祭神等，特别是倡导化丹砂为黄金的炼丹术，是方仙道的突出特点和重大贡献。方仙道所具有的这些信仰神仙、崇奉黄帝、主张服食丹药成仙等特征，表明它是道教孕育过程的重要阶段。”[60]
对于道教的酝酿产生，《老子河上公注》《太平经》等重要理论著作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老子河上公注》是用宗教学说阐释《老子》的重要著作，后来被列为道门必读的经典。它利用汉代的哲学、医学和养生学成果注释《老子》，阐明修道养生的理论和方法。它认为道就是元气，是万物的本源；治国与治身是统一的，得道应道则安康、失道背道则伤亡；要通过除情去欲、安静无为、爱气养神，达到安乐长生的目的。它也宣传天道报施，行善积福的修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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