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封建社会等级统治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此，巩固与强化家族的宗法伦常统治，就成了“三纲”的根本环节。鉴于此，在论证“三纲”时，董仲舒又把孝道提到了重要地位。他从五行相生关系论证孝为“天之经，地之义”，他说：“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又说：“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37]就是说，土最尊贵，但土事火事天，竭尽忠诚，勤劳而功名归于天。董仲舒认为子之孝父就是取法于地之事天，土之奉火。是天经地义，无可更改的。董仲舒将五行相生的自然界现象比附人伦道德，其论证方法是荒谬的。
董仲舒在“三纲”的基础上提倡孝道，其根本目的是安百姓、巩固小农家庭这一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他说：“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悌也。”“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孝悌者，所以安百姓也。”[38]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家庭的稳定自然会使国家政权稳固。而稳定家庭的手段便是孝。
封建社会，孝与忠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不能分割的。孝道又是忠道。因为土地财产的封建所有关系，既决定了家父在家庭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与地位，也决定了君主在国家的至尊无上的地位。国家是家庭的扩大，皇权是家长所有权的扩大。狭小而分散的封建经济以及封建主对经济利益的占有都需要有强大的专制权威即君主来保护自己，而封建君主的权威、利益、生命，需要无数“家庭”细胞来滋养。因此，君主极其自然地把自己对臣民的政治压迫关系，掩饰在温情脉脉的宗法外衣下；而臣民、封建家长也极其自然地把自己对君主的尽忠、服务，认为是一种宗法关系。这样，君与父就分别在国与家中取得了同样的尊严与神圣的地位，对孝道的论证也就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对忠道的论证。
董仲舒的“三纲”学说中所宣扬的忠孝，是臣子对君父的竭愚和伏节死难的忠诚。春秋战国时期伦理观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内容在这里消失了。董仲舒的“三纲”学说完全是一种专制的学说。后来的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实际上就是这一伦理关系的直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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