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用“原始察终”[30]的方法，考察历史的变化原委。《史记》的十表是最大限度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每个表都能写出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些表合起来，可以清楚看出从三代、宗周经春秋、战国到秦汉悠久历史时期的巨大历史变化，显示出他对古今之变的贯通理解。他紧紧把握住这个变化大趋势，赞扬顺应并推进历史变化的进步举措。他肯定战国时期的变法。指出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收到了富国强兵，使“诸侯患楚之强”[31]的效果，商鞅变法“居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32]。在《六国年表序》中，他分析了战国的形势之后，指出虽然“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表彰了秦统一六国的功劳，认为这是历史上的创举。他还批评了当时一些见识短浅的人，说他们“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对历史与社会现象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见盛观衰”[33]是他对《史记》提出的历史认识要求。汉兴至于武帝之初，天下出现空前的繁盛景象，司马迁却看出：“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指出在繁荣的表象下，已潜藏着深刻的危机，提醒人们：“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可惜的是汉武帝没能采取有力措施，消弭潜在危机，却利用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大兴功业，频繁扰民。司马迁在人们盛赞武帝建树不朽历史功绩之时，一再讲述“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34]等历史事实，说明武帝的文治武功，付出的是险些倾覆政权的沉重代价。
《史记》明言要从历史记述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不把历史看成一堆杂乱无章的东西，认为其中有成败兴坏的道理，并打算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相当高的理论要求，是非常难得的。
人心向背是成败兴亡的关键，这是书中反复强调的历史结论。在对从陈胜举事到汉高祖称帝，“八年之间，天下三嬗”[35]，这一大起大落的复杂历史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司马迁始终把民心放在重要地位：秦因暴政使天下离心；陈胜在骤兴面前忘乎所以，以至于众叛亲离；项羽到处烧杀，令人失望；刘邦处处留意安民，因而天下归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书中论述的历史变化规律之一，是上述所言“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的是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常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可能。这个观点有辩证法因素。“承弊易变，使人不倦”[36]，则表述了顺应历史规律，采取主动行为，便会取得历史成就的思想。这个思想具有很现实的指导价值。
对于历史变化趋势，司马迁也作了积极的探讨。他在《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此言有神秘主义意味，可试图把握住历史阶段性特点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书中的另一句话：“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总结了三代施政的特点，并提升为普遍规律。这个论点来自董仲舒，是以历史循环论为特色的，但其中体现的辩证思维却很有意义。
（三）社会、经济思想
司马迁对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病，看得很清楚。他指出武帝滥事征伐，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对于兴利之臣盘剥百姓，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兴利措施“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的小利大弊，作了细致分析。他对酷吏残害民众的罪行痛心疾首，作了真切报道，千载之后读之仍令人发指。
在敏锐观察的基础上，他对封建社会的某些根本弊端作了深刻揭露。《酷吏列传》记载酷吏杜周在断狱时，上下其手以讨武帝欢心。有人责备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他恬然回答：“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不只是摹写酷吏的“善候伺”，更重要的是揭露了封建法律以当权者爱憎为尺度的实质。封建道德与法律一样，有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实质内涵，也就有对不同等级使用不同标准的外在表现，书中以犀利的笔调，揭开蒙在道德表面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游侠列传》在披陈了种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之后，论说道：“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司马迁意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在《货殖列传》，他从四个方面论述经济的社会作用：第一，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天然合理，无可非议的。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这对统治者君子不言利的假惺惺说教，是理性的反抗。第二，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第三，他指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奴役者和被奴役者的区别，而且这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第四，财富的占有情况也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富有者的道德是维持他们的利益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这段话不但指出了经济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且揭示了封建社会道德的本质。
《史记》阐发的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卓越见解，为中华古代文明贡献出一份宝贵财富，对于历代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司马迁等人的异端思想不绝如线，构成思想史上一道特殊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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