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鸿都门学的设立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遭到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反对，而太学生也站在儒家士大夫官僚集团一边。在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宦官虽屡屡得手，但在舆论上一直不占优势，因此他们深深认识到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以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相对抗的重要。于是他们便利用汉灵帝嗜好文学艺术这一点，怂恿灵帝设立鸿都门学。鸿都门学自设立之初，就遭到朝中士大夫的反对，要求废除的呼声很高。鸿都门学只存在十余年，就消失了。鸿都门学虽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且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冲破了儒家经学对学校教育的垄断，重视文学艺术这些专门艺术的教育，为后世各类专科学校的设立开辟了道路，其积极意义也是不能抹杀的。
（三）郡国学校
汉代地方官办学校创始于汉景帝末年，当时的蜀郡太守文翁，特别重视教化，为改变巴蜀地区的落后风习，他一面选送当地俊优之士入长安从博士受业，一面在成都市中创设官立学府，谓之“学宫”，招收各县子弟入学，学生免除徭役，卒业依其学习成绩，分派官职。文翁平时治事，喜选高材生在旁视事，出行时则带他们传达教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而求之，由是大化”[23]，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这是我国地方官学的创始。
汉武帝时，在兴建太学的同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因资料缺乏，这道诏令实施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但随着太学的建立，博士弟子员的增加，地方官学在其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应是无疑的。到宣帝时，郡国学校日渐增加，东郡太守韩延寿在任期间即修治学校，崇礼义，纳谏争，为后人称道。
汉平帝时，各郡国普遍设立官学。元始三年（3年），王莽上书，请求立官学，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学校系统，中央官学为太学，地方学制为四级：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今天看来，学、校约相当于中学，庠、序约相当于小学，只不过当时尚无严格划分。与此同时，又在郡国设立宗师，以教授王室子弟。从地方官学学制的建立来看，当时学校已渐有体系，为后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王莽为汉代学校发展所作的贡献，应予肯定。
东汉历代皇帝，对地方教育都较重视。光武帝时，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远地区，都有一批地方官学兴起。兴办学校成为循吏的一大重要标志。当时办学颇有声名者，如冠恂任汝南太守，“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24]；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25]；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26]，等等。在边远地区兴学的，如卫飒为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迁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名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27]。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学，在宣传儒教，推广文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对于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情状，班固《两都赋》这样描写：“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明帝时，对地方教育愈加重视，郡国学校愈来愈多。他曾亲率群臣至辟雍，初行大射礼，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祀周公、孔子于学校。这是汉代学校祭孔之始。明帝提倡学校祭孔，一直影响到清末，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尊孔子为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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