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不高，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其教学内容，文献上也无明确记载，其课程设置也不像太学那样以五经为主，而大抵随着兴办者的爱好有所侧重，如文翁在巴蜀兴学，既重经学，又教法令。寇恂在汝南，重视《左氏春秋》，任延、卫飒、韩延寿等人则重视儒家礼仪。尽管如此，地方官学在重视推广教化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它们除传授儒家经典外，还宣传、推行儒家礼仪，引导民众崇德、循礼、进学。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各地设立学校，其目的多为改变僻陋旧习，如文翁兴学，是为了改变“蜀地僻陋有蛮夷风”的状况，李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等等。其二，地方官学成了人们演礼、习礼的重要场所。皇帝视学，也往往兴礼作乐。地方官员更是令文学、校官、诸生演习礼容，借以引导地方的礼仪教化。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郡国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推行道德教化，注重修身，借地方官学的礼教典范来推动社会风尚的转变，培养学术人才尚在其次。
二、私学的发展
春秋时期，中国有私人讲学，战国时私人讲学风行一时，秦统一六国后，虽然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了禁私学、焚诗书等极端措施，但私人授经并未彻底禁绝，一批儒生隐匿民间，私下传经，尤其是齐鲁一带，私人讲学传统一直流风不泯。及至汉代，宽松的政治氛围使私学又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当时中央太学及地方官学招纳生员有限，加上官学中缺乏蒙学这一类机构，所以大多数求学的青少年，不得不就读于私学。再加上古文经不能立于学官，一些古文经学者，只有从事私人讲学，以与官学相抗衡。凡此种种，都使得私学在学校数量及入学人数上，大大超过官学。
从汉代私学的教育程度看，有相当于小学阶段的蒙学，称“学馆”、“书馆”等；有相当于中学阶段的《孝经》、《论语》等一般经书的学习；有相当于太学的专经教育，由经师大儒自立“精舍”“精庐”等，开门授徒，讲授一经或数经。近人王国维曾说：“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28]所言是有道理的。另外，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各种私人教育形式。
汉代民间幼童八九岁入学，学校称“书馆”，教师称“书师”，主要是学习识字、习字。汉代“书馆”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书师坐馆施教，附近儿童就近入学，人数由数十人至上百人甚或数百人不等；一种是富贵之家聘师来家施教，本家或本族学童于家中受教，也叫“家馆”。
汉代小学所用的字书，主要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秦始皇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其文字多取周之《史籀》，用秦篆写成，作为学习的课本。汉初闾里塾师将以上三篇合编在一起，断60字为一章，凡55篇，仍称《仓颉篇》。此后又经扬雄、班固改造，逐渐完备，基本上包括了当时六经及各种典籍上所出现的字。该书大抵四字为句，两句一韵，便于诵读，故作为字书，以教蒙童。《凡将篇》为司马相如所作，以三字或七字为一句，宋代已佚。汉元帝时，史游仿《凡将篇》作《急就篇》，成为流传至今的一部汉代字书。该书以七言韵句为主，间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义的类别组句，包括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种种应用字。下面引录一段，可见一斑。
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居世，高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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