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私人讲学之盛，于此可窥一斑。
由于在两汉时代，官学所授经学，今文经居绝对优势，故而在专经研习的私学中，虽仍传授今文经，但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更受人重视，实际成了私学经学传授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东汉时著名经师马融、郑玄，都以古文经著称，并兼通今文，随其学习的生徒成百上千，影响极大。
除经学外，黄老、道、法、刑名之学，也有私学专门授受，如严君平一面卜筮于成都，一面传授《老子》，著书十余万言，在学术上颇有地位。东汉杨厚，少学父业，修黄老，授生徒，达3000余人。文景之世，晁错、韩安国均以学刑名闻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少学法令。东汉郭躬父子精通法律，门徒常达数百人，钟皓善刑律，门徒达千余人。西汉的卓茂、东汉的廖扶，精通天文、历算，以此教授生徒，等等。由此可见，汉代私学教育的内容要比官学丰富得多。此外，医学以及各种方技，如灾异、图谶、风角、占卜、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私家传授。虽然这当中不乏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包含有不少科技知识。可以说，古代的科技知识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私学的教学方法大致与太学相似，以讲说经书为主。另外，由于私学中弟子众多，老师便往往利用高业弟子，转相授受。如马融有门徒400余人，而他直接授业的只有50余人，然后再让这50余高业弟子转授其余门徒，郑玄在其门下3年，都未能见其一面。在山东诸城所发现的画像石上，有一讲学图，生动再现了汉代讲学的场面。图的正面有一方形高堂，三面回廊，上坐一老者，高冠加额，长衣广袖，正挥手讲学，对面一人双手捧牍，凝神倾听，堂前还有13人捧牍环坐，认真听讲。[39]
除上述私学的主要形式外，汉代私人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特殊形式。汉代私学中虽然已有了相当于小学的“学馆”，官学也有类似的教育，但毕竟不够完善，所以仍有不少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如王充6岁时，其父即教他习字，张霸7岁时已在家内读完《论语》等等。女子教育则是在独尊儒术、儒家教育广泛开展后出现的。刘向撰《列女传》，分门别类讲述古代贤德女子的事迹，目的是为女子树立效法的典范。东汉女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作《女诫》一书，论述了女子修身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并用以教授皇后及诸贵人。《女诫》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经典教材之一，明朝时还特将其编入《女四书》中。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汉代女子学习儒经者不乏其人，明帝马皇后、和帝邓皇后、顺帝梁皇后在出嫁前均有学习儒经的经历。可见，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女子涉猎儒经并非罕见。在汉代私人教育中，学术家传极受重视，父子相继、祖孙相承的学术世家实在不少，如翟酺四世传《诗》，欧阳氏八世为《尚书》博士，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文姬父女的文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等，都闻名于世。学术家传对于形成特定的学术风格很有好处，但也带有—定的保守性。
和官学相比，汉代私学有很多特点。私学由学者自办于民间，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私学的教学内容比较多样化，学术色彩也比较浓厚，师生多抱着潜心治学的态度，特别是在汉代政治动乱之时，各军阀混战不已，官学时兴时废，唯有私学师生，隐居山谷“精舍”中，潜心治学。私学的教学也比较有生气，学生可以自由择师，班固、郑玄等人甚至“学无常师”，博取诸家之长。教师也可以自由讲学。因此，许多私学出身的学者，其水平往往超过了官学博士。如戴凭曾公开声称“博士经说皆不如臣”。光武帝让诸儒及群臣中能说经者与之辩论，竟无人能驳倒他。在《后汉书》所记载的百余种各类经学著述中，90％以上均为非博士的私家经师所纂，由此可见私家传经在汉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汉代私学教育作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在汉代教育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承担着繁重的教育任务，其生徒数倍于官学生徒。汉代官学系统中启蒙教育匮乏，而私学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蒙童教育。私学教育还促进了不同学派的发展。官学讲经，以今文为限，而古文经，甚至黄老、道、法、刑名等学，均靠私学教育得以传播和发展。相对而言，官学笃守家法、师法之风甚盛，而私学却缓和得多，许多私学经师都是兼通今古文的，他们广采众说，遍注各经，自出新意，著书立说，绝非那些只专一经、墨守章句者可比。这种风气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汉代私学还特别重视气节的培养，不少人不畏强权，不慕禄位，誓死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敢于批判社会现实，这种优良传统在后世书院教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
同时，也应看到，私学教育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导方向上和官学教育并无原则区别，二者并非对立物。汉代私学教育存在不少缺陷，如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等，笼统地认为私学教育优于官学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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