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注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就成为官修之史。秦史官所修之史,今天可以略见一斑的是《秦记》。金德建在《〈秦记〉考征》[7]一文中对此书作了较详尽的考辨。大略内容是:(一)《秦记》叙事始于秦襄公,止于秦亡。虽然“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但记载了“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等史实,而且“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8]。(二)《秦记》对司马迁作《史记》影响很大,《史记·六国年表》基本参据《秦记》修成,《史记》中详记张仪、白起等许多秦人事迹,与较多采据《秦记》材料有关,从《史记》的一些其他记述中,也可找出采据《秦记》的线索。(三)班固曾见过《秦记》,《汉书·艺文志》未著录此书是由于疏漏,从《决疑录要》、《华阳国志》等书的征引可知,《秦记》到魏、晋时还未佚失。
另一部重要书籍是1975年在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编年记》。[9]《编年记》竹简共53支,逐年记载秦昭襄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的战争等大事,同时,记录墓主的生平等事项。《编年记》的每条记述都很简单,有时还列年而不记事,体例与《春秋》相近,可以看出早期史书的编年记事方式的大致状况。此书采取国史与家史结合的形式,将国家大事与个人生平记录在一起,很值得注意。由此可见,春秋时世卿设官修史之制,秦统一后仍得到保留。与《编年记》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法律及其他文书,喜在秦始皇时曾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可知以吏为师的做法,在焚书之前就已成为秦的重要文化政策。
二、秦始皇的史学政策
秦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后,树立法家思想权威,实行全面专制统治。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为适应建立、巩固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在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统一举措的同时,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统制措施,实行“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政策,要求将文字和伦理行为统一起来。这个政策具有两重性的效果:一方面,它顺应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历史趋势,促进了具有大一统特色的秦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为两千年来的封建政治格局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文化高压政策引起人们普遍不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强秦暴亡的催化剂。
秦始皇对史学有较深认识。在他的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中,史学政策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史学,秦始皇采取了正面利用与严格限制两手政策。
秦朝君臣都很重视史学的鉴戒功能。统一前李斯的《谏逐客书》,之所以能说服秦王吸收六国人才,共图统一大业,最根本原因就是用历史上秦缪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由余、百里奚、商鞅、张仪、范雎等外来人才,使国家强盛等有力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10]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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