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以“夷夏之辩”而引发的佛道之争十分激烈之时，就有一批佛教徒和道教徒力倡两教调和兼容。佛教徒朱广之在《咨顾道士夷夏论》一文中劝双方不应各执己见，还以自己早年崇信佛教，晚年又浸染道风的经历说明佛、道之间完全可以调和兼容，南齐士族张融所撰《门论》中也宣称：其家世信佛，唯其舅氏奉道，二教虽迹有所异，本实相同，不能相互指责庸愚，诬罔神报。道教徒孟景翼所著《正一论》也称：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分佛、道先后优劣是无知之举。因此，到南朝齐、梁之后，佛、道调和兼容的舆论渐成主流。
南梁武帝称帝后不久，便下了一道《舍事道法诏》，宣布从此之后不再事奉道教，而要一心归信佛教。然而事实上他并未真的舍弃道教，礼敬道士陶弘景、邓郁等人，对佛、教二教兼容并收。南朝帝王贵族以及北朝诸帝也大都取同样态度。随着佛、道调和渐成社会主流，出现了一批佛、道双修的佛教徒和道教徒。前文述及的慧思禅师，即可为佛教徒中佛、道双修的典型，而道士中兼修佛、道的代表人物当属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陶弘景早年仕途不顺，中年辞官，于茅山建华阳馆，隐居修道，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当萧衍起兵攻杀萧宝卷，代齐称帝时，他曾派弟子奉表表示拥戴，还援引图谶，以“梁”字为应运之符，进献萧衍，并为之择定效禅吉日。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宠遇，每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前往咨询，时人谓之“山中宰相”。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邵陵王萧纶等侯王公卿也都敬重倍常。值得注意的是，陶弘景常以敬重佛法为业，力倡崇教惟善，法无偏执，对佛、道二教一视同仁。他在茅山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岩穴之内，悉安佛像，率门徒朝夕忏悔。他还曾前往鄞县阿育王塔，自誓授五大戒。甚至连死后的葬礼都体现了佛道双修，以大袈裟蒙手足，明器中有道人、道士，分列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从碰撞到激烈冲突，最后走向调和兼容。此后，虽仍时有佛道之争，甚至唐武宗时再度出现灭佛事件，但从总体上看，矛盾已趋于平缓，兼收并容成为历代统治者对佛道二教的主要政策，社会对此也趋于认同。
四、道教的向西流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变革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向西流布，与佛教的东传形成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一大景观。
道教向西流布的确切时间，今已很难详考，但从南朝佛道之争时，释玄光所作《辩惑论》中云汉时因原始道教乱俗而被斥敦煌，以及张鲁五斗米道原在边陲，不施华夏的情况来看，似乎汉时即已出现了道教西传的踪迹。
西晋时，道士王浮制作《老子化胡经》。《魏书·西域传》详细记载了老子化胡的具体地点：“于阗西五百年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而南朝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中则称老子化胡是在天竺维卫国。老子西行化胡之说本为道教徒所虚构，目的不过是攻讦佛教，抬高道教的地位。但道教徒对西域情况的熟悉程度却隐约表明，道教西传，至少道教徒的西行当是不争之事实。
随着文物考古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向西流布。
据陈国符先生《道教源流考》中的统计，敦煌石室所藏古籍写本中，道教经卷达375件之多，虽然大量的是唐代写本，但也有六朝写本。张风在《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还收录了一枚斯坦因在敦煌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天师符木简，虽无书写年号，但从字迹及木简可以推定，至迟不会晚于西晋[23]。敦煌乃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来往商旅必经于此。石室藏书和木简的发现，表明两晋之时，道教在敦煌的流行。而由敦煌西传，则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1960年，在发掘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时，于编号为303墓室门洞内，发现一纸道教符箓，纸长27.5厘米、宽10厘米，折成长2.5厘米、宽2厘米的小块缝于绢囊之中。符纸分为三部分，上方是一位左手持大刀、右手持长叉的朱绘天神，中间为若黄字之符，下是四行咒文，虽难以全识，但仍可辨出一些文字，其中有“天帝神”“煞百子死鬼”“后必道不得来近、护令”“急急如律令也”，等等[24]。据同时出土的墓志记载，该墓主人为高昌明威将军民部参军赵令达，埋葬时间为麹氏高昌和平元年（551年），为南北朝后期。天帝、煞百鬼、急急如律令等均属道教符箓常用语，在道教经典上可以经常看到；墓主人又为高昌人，而非过往行人；这一纸符箓也不是偶然掺入墓地，而是精心叠折，缝入绢囊，作为死者佩符所随葬，那就证明在高昌地区已有道教流播，并拥有众多信徒。麹氏高昌割据立国160余年，直到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才统一于唐朝，其间一直保持着独立状态，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文字，信仰祆教、佛教。道教在高昌的流播，说明南北朝道教至少已在西域传布。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上面写有：“左青龙、右白虎。书物数，前朱雀，后玄武。□□□要，急急如律令。”[25]且墓中死者着用青色涂染的纸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均为道教所尊崇的神灵，葛洪的《抱朴子·杂应篇》中就称太上老君“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这四灵已成为老君的护卫和仪从。而青色则是道教之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到道场接受符箓时，就“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26]。显然，这一切都说明墓主人是个道教信徒，以道教所尊崇的神灵来佑护死者能安宁。从而也证明在西域地区已有道教流播。
类似的这种情况在《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五九墓随葬衣物疏》中也同样存在，说明南北朝时期道教在西域地区的流传不是个别之事，而具有相当普遍性。同时，从西域前来中土的僧人中不少人都通晓道教，如鸠摩罗什通阴阳术数，昙无谶通晓术数、禁咒。西域僧人知晓道教方术，且已有一定造诣，说明道教在西域的流传已有时日，广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乃至连僧人都耳濡目染，对道教颇有所晓，甚至出现通晓道教者。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其向西传布的过程中，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向了西域，以至中亚、印度。从这一意义上说，道教的向西流布不仅仅是宗教思想的交流，而且是中西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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