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由”精神相伴随的是，“对话”和“宽容”精神同样构成了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重要理论精神。如果说与“自由”相对的是“僵化”和“专制”，那么，与“对话”和“宽容”相对的则是“独断”和“霸权”。辩证法的理论精神既与“僵化”和“专制”相对立，同样也与“独断”和“霸权”相对立。
从哲学史上考察，“对话”与“宽容”乃是辩证法的本源性含义。
考察词源，“辩证法”来源于形容词“dialektiktikos”的阴性的名词化，而“dialektiktikos”又来源于动词“dialegomai”或“dialego”。词根lego有两层含义：一为“摘取”“挑选”，二为“谈论”“言说”。“dia”为介词，常作前缀与不同的词组合，意为“通过”“来自”“达到目的”，有“dia”和“lego”组成的“dialego”和“dialegomai”，基本意思便是“相互谈论”和“有条理地说话的能力”，稍加转义便变成一般性的“对话”或“讨论”，由此形成的“dialektiktikos”就成为一种通过对话和辩论而达成论证的方法和学问。[9]
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最早源于古希腊的论辩传统，其最原初的意思指一种“对话”的思想方法，即通过对话、相互的辩论来揭示命题或事物的矛盾，并从矛盾中得出某种相对确定的结论。苏格拉底以“自知自己无知”为前提，通过与别人的“对话”，进行着他的“辩证法”的实践，其最根本的旨趣在于揭露雅典人的盲目自大，并试图使他们从自以为是的独断中清醒过来。伽达默尔在谈及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原初动机时评论道：“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即某物‘是什么’的问题。这是以怀疑说出了某物的人也有可能不知道他正在说什么的经验为基础的。正是修辞术和一般所接近的信念才使这种无知十分危险。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有希望消除这种危险的新艺术。这种新艺术可以消除一切知识和见解，最终将会被搞混乱这种危险的方式引导讨论。”[10]也就是说，辩证法始源的理论旨趣即在于通过“对话”和“论辩”，来颠覆居于“主流地位”的僵化的“思想霸权”，以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自相矛盾”和“飘浮无根”。可见，辩证法在其本源处彰显出一种宽容的、自由的心灵习性，表达出一种对独断、独白和霸权进行抗议和拆解的意向，因此呈现出十分鲜明的理论思想上的“对话”和“开放”精神。颇具意味的是，这种心灵的自由习性和理论上的对话意识在一开始就遭受了独断力量的扼杀，苏格拉底“对话”的辩证法所彰显的对话和开放意识被雅典法庭宣判为“亵渎宗教”和“毒害青年”，这位辩证法的奠基人也终于被阻隔言路、排拒对话的社会力量迫害致死。
可见，辩证法在其诞生之始，就表现出了一种要与“独白”“绝对权威”及“思想霸权”等一切阻绝言路的独断倾向划清界限的强烈动机。
辩证法的这种“对话”维度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曾一度被实体本体论的专断权威所窒息，但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和生活世界转向，辩证法的“对话”意义又获得了新生。在许多现当代西方哲学家那里，交往和对话的话语实践成了着重阐发的思想主题。在哈贝马斯、伯恩斯坦、阿佩尔、伽达默尔等人看来，辩证法根本不是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的系统，而是对话、交往的活动和实践。对话和交往构成了人本源性的生存样式和生存经验，正是在“对话”、消除话语扭曲、促成人类共同体形成的实践中，“生活世界”的理性才真正成为可能，传统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才被真正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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