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充分表明，“肯定理性”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承认、服从和肯定现存状态的理性，就是一种拒斥否定、超越和批判的理性。这种“肯定理性”使哲学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从而成为一种无聊堕落的意识形态，它代表着一种清洗了矛盾、抹杀了超越性的封闭性思维，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它将蜕变为一种为现存权力辩护的充满奴性的顺从主义“统治逻辑”。既然现存的就是“合理”的，既然可以通过对意义进行澄清、归类和分离来清除“矛盾”“幻想”和“越轨”的思想言语，那么，“肯定理性”就“为自己建立起了一个自足的世界，一个封闭的、对引起动乱的外部因素防守严密的世界”[7]，它使哲学本应承担的“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让位于“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从而使自身沦为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意识形态”[8]。这样一种哲学如果体现在社会政治上，将极有可能迎合极权主义甚至有意无意地与之结成联盟，成为为之辩护的思想工具。思想越来越不愿意看到非人的事物的人性基础，完全放弃了进行批判的权力，这种思想上的顺从主义，在实质上是对思想本质的背叛。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虽然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在上述这一点上，可谓“同仇敌忾”。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揭示了人类“启蒙”的过程在深层其实就是“实证理性”被神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证理性”完全被意识形态化，成了一种顺从主义的、对人实行奴役的统治工具。他们指出，“启蒙理性”在其演化中，导致了人对物的崇拜——“实证理性”要求一切都服从于事实，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便直接体现为“商品拜物教”，这种拜物教影响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此，人们像所有别的动物一样崇拜自己被束缚于其中的一切事物，并以此为代价获得了文明的进步。[9]人在对自然的征服中学会了命令和服从，学会了驯服和接受统治，于是，征服自然的“机器的进化已经转变为统治机器的进化”。“实证理性”发展到逻辑终局，终于走向反面，为现代极权主义统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成了压制个人自由的利器。阿多诺在其杰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更是对“肯定理性”所包含的对“同一性”的迷恋所导致的独断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由此带来的否定性维度的丧失，以及“顺从主义”的统治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最终，制度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暗示这一现象的词是‘一体化’——在那里，每一要素对所有别的要素的普遍依赖性使得谈论因果性成了过时的。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探寻可以作为原因的东西是无聊的，因为只有这个社会本身才是原因”[10]。至于被称为“激进哲人”的马尔库塞对于“肯定理性”的“顺从主义”本质所做的激烈批判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单向度的人》《理性与革命》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于“实证理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思想的批判性、革命性维度的沦丧所做的控诉，对于“肯定理性”“使思想满足于事实，拒绝任何对事实的超越和对现存条件关系的偏离”的单向性所做的揭露和批判[11]，已被人们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经典之作。法兰克福第二代，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虽然与前辈在理论倾向与具体主张上有很大差异，但在对“肯定理性”采取一种自觉的批判态度这一点上却一脉相承。哈贝马斯早年与阿多诺等人一道，参加了著名的“德国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争论”，在其一系列著作，如《认识与兴趣》《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的逻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他对“实证理性”的“顺从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自觉地把批判的社会理论认同为“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12]，并进而把“意识形态批判”归结为对科学技术这一在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肯定理性”及由此所导致的“顺从主义”成为摆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面前的一个主要理论对手。要有力的回应“顺从主义”的挑战，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迫切的理论需要，辩证法及其所内蕴的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本性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们的高度重视，他们不约而同地求助于辩证法，并且把阐发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作为对抗实证主义所代表的“肯定理性”的重大理论策略。于是，在这种深层动机的支配之下，对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本性的着力阐发，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整个辩证法思想最为重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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