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辩证法作为解释学意义上的真理的展开过程（它所谓的“真理”，已根本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真理，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彰显了一种“生活世界”的理性，彰显了一种与人的“生活世界”，与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结构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本源性的实践理性。就此而言，对话辩证法已不是一种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性手段和方法，而是一种人最为基本、最为原始的存在方式。把辩证法引入解释学，实现辩证法的解释学化和解释学的辩证法化，从而使理性回归“生活世界”，回归生活实践，构成了伽达默尔最为根本的思想旨趣。
在伽达默尔看来，哲学解释学并不是一种有着特殊对象的“部门哲学”，而是一种普遍性（伽达默尔称为“解释学的普遍性”）、基础性的哲学。这种普遍性和基础性就在于它所考察的是人最为原始、最为基本的本体论意义的领域，相对于其他领域，这一领域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或者说具有“第一性”和“本源性”。在哲学解释学里，“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近代科学主义意义上的“方法”和“技术”意蕴，而成了人本体性的存在方式，成了人最基础的生存实践活动。理解的基本模式便是对话，对话是理解这一基础性的生存实践活动得以发生和进行的形式。因此，对话实质上就是人基础性、本源性的生存活动，对话辩证法于是便成为最原初的“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
伽达默尔认为，支配着整个近代哲学的理性是一种科学方法意义上的主观理性和理论理性，这种理性在实质上是一种主观性、工具性的理性，它奠基于“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以“主体”把握和控制“客体”作为其根本旨趣。按照这种理性立场来处理解释学问题，解释学被当成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操作，其目的在于达到对现成的文本的客观把握。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理性的根本弊病在于，它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之根，脱离了人最原初、最基本的生存经验，近代以来，这种科学理性越来越占据绝对地位，这已经直接危及了“生活世界”理性的合法地位，直接“触及实践哲学的正当地位，甚至触及实践理性在其效准意义上的正当地位”[8]。人最为基本的生存经验处于被它抽空的威胁之中。
面对近代以来科学方法意义的理论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犯和主宰，伽达默尔所要做的便是确立和捍卫“生活世界”的理性，以与科学理性相抗衡。他说道：“理性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是知识和真理的整个为科学的方法所不能把握的半圆状态。……真正说来理性的德行并非只是要实现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是应当能支配给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应当能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一切的行动。”[9]以此为目的，“‘解释学’首先就在于它并不是各门科学的一种方法论，而是与人的、社会的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大法有关。这意味着解释学并非什么方法学说，而是哲学”[10]。去除科学方法意义的主观理性和理论理性的符咒，彰显前科学的生活实践领域的“生活世界”理性，便成为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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