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要切实理解现代社会“价值共识”困境的实质和根源，就必须超越观念主义的思想方法，而从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变动中去寻求对问题的理解。只有从此立场出发，我们才能深入问题的根本，领会到“价值共识”与现代人生命存在和发展方式变换之间的内在关联，认识到所谓“价值共识”困境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分析现代人生存方式的转换，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为了更好地揭示“价值共识”与现代人生存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选取现代社会结构变化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这里所谓“社会结构”，特指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来说，指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基本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二是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说，指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这两大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总是存在于这两种社会结构关系之中，并深受这种结构及其变迁的影响。
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经典社会理论家们曾进行过诸多阐发，具体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同质性”或“未分化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
所谓“同质性”，主要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功能和需要上缺乏自主性和互补性，没有形成以充分分工、自主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自愿联合，社会的整合主要依赖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治权威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处于一种无差别、无个性的机械统一之中。具体而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活动领域之中，政治拥有首要的地位，经济和文化领域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均从属于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政治领域为中心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均被动依附于它的“机械团结”（迪尔凯姆语）状态；同样，在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关系上，公共的政治权力对于个人“私人生活”拥有着绝对的统治权力，“私人生活”完全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空间而只能被动接受“公共生活”的主宰。
对于传统社会结构这一特点，马克思曾以法国的小农社会为例，作出过经典性的分析，他指出，法国的小农们，如同一袋马铃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一样，缺乏任何真正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他们不可能通过功能和需求的相互依赖来形成横向的自愿联合，而只能依靠某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权威来实施社会的整合：“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4]在论及欧洲中世纪时，他论述道：“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5]，“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政治性质；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6]。
传统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上述特点，所反映的正是传统社会人们所特有的生存方式的性质。马克思曾说过，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其特质的，共同体拥有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绝对权威外，个人完全依赖于共同体而彻底失去其独立存在的空间。上述“同质性”或“未分化”的社会结构正构成了传统社会人们所生存于其中的基本环境。身处于这种社会结构之中，个人除了屈从于共同体的绝对权威外，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选择余地。
任何时代的“价值观”的存在状况都不是世界之外的抽象存在，受制于传统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在传统社会中，“价值观”的存在必然会具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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