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神圣化”的价值理想在古希腊得到了鲜明表现。柏拉图的“理想国”虽以知识论性质的“理念”为逻辑出发点，但其思想在本质上是价值性的，“至善”是理想国所有要素环绕的拱心石，整个理想国都是由神圣的“至善”原理衍生而来的，哲学王实质是“至善王”“道德王”，他是价值的最高典范和道德的最高化身，肩负着淳化世风、教养众生的使命。柏拉图的这种神圣价值理想在西方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演变成希腊晚期斯多噶学派的“至善论”，并对以后的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马克思认为，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成分比说柏拉图思想里有基督教的成分要正确得多。基督教形成后，出现了“上帝之城”。“上帝之城”高于尘世之城，它既是对世俗王权的合法认可，又时刻保留着对世俗王权合法性的追问。因此，“上帝之城”的精神内核表达的正是一种神圣化的价值意蕴和价值理想。
很显然，“神圣化”的价值理想是以它对此岸现实的、普通人生活的独断性的否认为前提的。它追求的是高而再高的单向性的价值理想，因而必然要否认人的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个人私人欲望的合理性、个人物质追求的合理性，简言之，否认世俗生活的独立价值。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中世纪基督教的神权统治，都充分显示了这种“神圣化”的价值理想所具有的独断性，“神圣化”的价值理想用“来世的幸福”强制世俗社会的芸芸众生为之牺牲此世的一切，与普通人的生活处于深刻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
（3）“神圣化”的人生境界。对彼岸世界的注目，对极端超越的价值理想的迷狂，必然要求人们在生存境界上摆脱此岸的低俗和污浊，去成为一个芸芸众生之上的“圣贤”“真人”和“神人”，因此，“神圣化”的人生境界是其又一重要内容。
古代哲学对“神圣化”的人生境界的追求，建立在一种“真境”与“俗境”的二元对立和等级关系之上。“俗境”即是普通人的世俗生存境界，“真境”把“俗境”所要求的一切视为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污浊的，主张彻底否定芸芸众生“不加反省”的庸俗需要，取而代之以一种与世俗生存完全不同的神圣的人生境界。
对“神圣化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表达了古代哲人们企求超越自我性、超越自然性以达到更高人生境界的意向性，以一种异在形式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最初觉醒，就此而言，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是，他们在这样做时，却把“神圣人生”与“现世人生”完全对立起来，完全否认人的现实需要，拒斥人的世俗生活，要求世人去追求单向的神圣化的人生境界。很显然，这是与健全的人性需要相敌对的。
通过上面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思维方式、价值理想还是从人生境界来看，整个“前现代哲学”都是以否定现实此岸世界，追求神圣彼岸世界为特征的。
与此有着重大的不同，“现代性”哲学话语要颠倒这种与人“为敌”的神圣化的哲学，把人从神圣化的彼岸权威的沉重压迫之中解放出来，并确立为自足自因的“主体”；它要捣毁把生活幸福、人生价值和终极关切置于与现存世界隔绝的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甚至“天国”，要求在彼岸的世俗世界中完成人性并达成社会至善；它抛弃了人们对彼岸神物的无条件的服从，而要求自己站立起来，依靠自己的理性力量在人间而不是在彼岸实现“天国”。在此意义上，如果说古代哲学是一种遗忘“自我”的学说，那么，“现代性”哲学话语则寻找回了这个“自我”，并被赋予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古代哲学把人的世界完全笼罩于彼岸世界的阴影之下，那么，“现代性”哲学话语则寻找回了这一个失落的世界，并要求通过“主体”的理性努力来充实和完善这个世界。很显然，与古代哲学相比，“现代性”哲学话语是人的一次重大觉醒，意味着人的一次自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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