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尼采以一声“上帝死了”开启了现代哲学的大幕。尼采把自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一直以来的对绝对“存在”和绝对“实体”的寻求和“占有”视为哲学史上最大的欺骗行为。因为这样一个“超感觉”的先验的彼岸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世界是此岸的、感官的、“生成中”的世界，而这一世界在根本上是“权力意志”的产物。因此，随着尼采发现“上帝已死”（这里的“上帝”的直接意义是指基督教意义的上帝，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传统哲学所设定的整个先验的、超感官世界），同时传统哲学关于超感官的绝对、一元，以及超验世界遭到此岸“权力意志”的颠覆以后，“虚无主义”便成了现代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它将戴上各种各样的面具，成为现代人挥之不去的阴影，人们将因此被迫在无边的空无中流浪。海德格尔高度肯定尼采所完成的“形而上学的颠倒”，进一步从基础存在论的立场出发，进一步确认了“虚无主义”作为传统哲学的必然命运的意义：“虚无，在这里指的是，超越感觉的强制性世界之缺席”，“虚无主义，从其本质想来，乃是西方历史的基本运动……那些幻想与虚无主义无关的人们也许最根本地推动了虚无主义”[11]。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对超感觉的、先验的“在者”的寻求，乃奠定在一个无根的沙滩之上。因此，当传统哲学自以为为人类价值奠基之时，其实质乃是在形塑一个一推就倒的虚假偶像，它言之凿凿地承诺的实质不过是海市蜃楼。因此，海德格尔要借助现象学的方法，剥除覆盖在人身上的种种蒙蔽，使人无所遁形地显现出来，**裸地展示其存在的实有性和真实性，而这种实有性和真实性所显露的其实正是人的“无家”性和“虚无”性。人作为难逃一死的有限存在者，始终在虚无的悬临中展开自己的生存。对此，中国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先生的概括虽有偏颇之处，但不无道理：“上帝、仁、良知、心体和性体，这一切超越性俱被海德格尔割断了。他虽然宣称自己并非无神论，……但它割断了神，并不从超越域来讲存有论，却是事实。这就使他的存在哲学成为无本之论。”[12]至于萨特，更是宣称自己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抛弃了人和世界的一切先在“本质”，“存在先于本质”所许诺给人的“被注定”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是无依无靠的“存在主义的焦虑”。
哈贝马斯从知识发展和社会背景变动的角度分析了“绝对意识”崩溃的原因。按照他的看法，传统哲学的“绝对意识”表明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理性”。这种“实质理性能统辖世界本质，并从中识别自身。因此，理性是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统一”[13]。而在现当代哲学中，这种“追求一和全的整体性思想受到了新型程序合理性的质疑。这种程序合理性是随着十七世纪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和十八世纪道德科学、法学理论以及法治国家机构中形式论的兴起而确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和自然法理论面临着一种新的论证要求的挑战，从而动摇了哲学的认识特权”[14]。用“程序合理性”取代“实质合理性”，使哲学所极力追求的“绝对”再也无家可归。
第二条道路：从解释学的立场出发，以“解释学意识”消解传统哲学的“绝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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