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意识”所直接针对的是传统哲学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期待，以及它企图把握世界“原义”这一根深蒂固的情结。贯注解释学意识，就意味着无条件地承诺：人的理性总是历史性的或处于某种特殊境遇中的理性，它必须通过活生生的传统并在这一传统里面获得自己的现实力量，历史性和有限性才构成人的理性乃至人的整个存在的内在本性。因此，人面对世界时的立场总是一个“有限”的而非“无限”的立场，人与其理解的世界之间总是不可避免地横跨着一个历史间距。立足于这种“有限性立场”，正视这种“历史间距”，人对一切本文的理解必然是“有限的”而不能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超越理解者的历史性，不可能超越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历史间距”，达到对传统哲学所许诺的那种对“无限的绝对”的把握。这表明，传统哲学的“绝对意识”在根本上是建立在对人的历史性和有限性遗忘的前提之上，它企图超越自己的传统，抹杀人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取消人与本文之间的历史间距，达到一个无成见的、上帝的位置。这无异于抓着自己的头发使自己脱离地球，因而是根本不可能的。
把这种“解释学意识”贯彻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然导致“永恒价值”和“历史规律”等渗透着强烈“绝对意识”的形而上学独断话语的终结。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一书的书名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超历史的“客观方法”不过是一个伪造的神话，所存在的只是相对于历史性的理解者而言的“解释学真理”。而把这种“解释学意识”贯彻到自然科学领域，便有所谓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解释学维度的恢复”[15]：自然科学也并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绝对客观、可靠和普适的特性，因为人们一向认为最具客观性的自然对象和自然事实在科学研究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渗透着研究者的主观意图、既有理论图式，以及文化传统、历史环境和社会心理等各种因素，因而“作为质料的东西是根据某些理论阐释来决定的，而事实本身则不得不根据阐释重新组织”[16]。从波普尔、拉卡托斯到库恩的科学哲学的发展，人们可以看出，这种“解释学意识”变得越来越浓厚，人们第一次猛然感觉到：原来一直以为天经地义的铁一般可靠的自然科学真理，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一样，都是“解释学真理”。
可以看出，与“绝对意识”相对照，“解释学意识”是一种与之有着重大区别的哲学意识。贯彻后者，前者的僵硬、狂妄和专断将被一种在历史之河中不断开放自己的“流动意识”所消融和取代：“绝对”所需的是人们去被动地予以“发现”“确认”和“膜拜”；而“解释”所需的则是人们的“创造”和“参与”，以及在此过程中的意义的“生成”。如果把传统哲学的“绝对意识”称为“根”的意识，那么，“解释学意识”就是一种“束状”的发散性意识。“解释学不断地从事于发掘隐而不显的种种上下文关系，以及没有加以对象化的（事实上是不可能对象化的）视野，因而解释学就成为古代怀疑论的有意义的继承者。……每一种思想体系，在等待接受迟迟不开庭的普遍理性的审判团的审判之前，已经能够认识到它们本身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根深蒂固的预先假设（十八世纪时称为‘成见’）基础之上的，这种或那种文化及思想体系都不可能证明这些思想体系是合理，而不掉进恶性循环的圈子，因为这些文化和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些‘成见’之上的。”[17]既然所有的解释都是建立在“成见”的基础上，那么那种自诩能超越一切“成见”和“假设”的“根的神话”随之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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