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理论旨趣的重大变化，哈贝马斯说道：“在十九世纪出现了历史解释学，它们反映的是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新的时间经验和偶在经验。随着历史意识的渗入，有限性维度相对于唯心论的那种偶像化和不确定的理性越来越具有说服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对传统的基本概念加以解先验化的潮流。”[18]用“解先验化”来概括“解释学”的理论旨趣，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第三条道路：通过摧毁和解构一切深度模式，把公共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和尺度完全平面化，从而使一切基础主义的渴求和超越性的意向成为不可能。
人们常用“语言学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区别于古代和近代哲学的一个重大标志。“在十九世纪，对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物化和功能化的批判，以及科学技术的客观主义自我理解的批判，也随之广泛开展起来。这些动机也促进了对把一切都用主客体关系加以概念化的哲学基础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了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19]随着“语言学转向”的逐渐深入，它的一个极端的理论后果已经被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既然语言并不再现世界，语言就是世界本身，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的世界的界限，我们不能站在语言之外去谈论和认识这个世界，那么，“实在”就不是一种现成的存在，而是由我们的语言所构成和创造出来的，那种超出语言，去设定和追寻一个绝对的、超验的世界的企图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僭妄，所谓“绝对实体”“终极存在”等也不过是虚构。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告诉人们：所存在的只是与具体生活形式勾连在一起的各种生动的“语言游戏”，根本不存在所谓“本质性语言”和“终极性的词表”。这种认识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唯一的主根。没有与一个单义的实在相对应的终极和绝对透明的词表。当我们突然认识到没有办法把根植入一个客观的、单义的实在时，根的神话就瓦解了”[20]。到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这种“语言即是世界”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以德里达为例，他以能指的延异之流实现了本文意义的无限延宕，他的名言是“本文之外无世界”，“世界即是本文”，脱离本文来设定所谓“世界”不过是“在场形而上学”的独断虚构。这样，“语言”与“实在”之间失去了任何真实的联系，语词的“意义”只能在一个语言的网络中，在文本的上下文，即“互文”之间才能获得。也就是说，语词的意义只能存在于文本这一“无底棋盘”的游戏之中，而这等于宣告了本原的、“绝对”的意义的死亡。
除了以语言学转向为平台展开对传统哲学“绝对意识”的批判和否定之外，还有许多哲学家从各不相同的侧面和角度出发，展开了对“绝对意识”的摧毁。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例，“解构”“颠覆”“消解”“终结”等成了哲学最为时尚的旗帜和徽章。在本体论问题上，它否认“本体”存在的可能性；在认识论问题上，它们否认一切确定的、普遍的知识；在社会历史观上，他们否定历史的连续性，而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偶然性和非决定性；在人的自我认识上，他们消解一切关于不变的、普遍的人性的概念，否定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全部合法性，而强调人的被建构性和有限性，甚至以宣告“人之死”作为“后现代文明”的真正起点；在哲学观上，他们否认哲学自古以来所奉行的“学科帝国主义”路线和哲学家以立法者、拯救者和精神导师自居的自我形象，哲学家成为与文学家、历史学家没有根本差别的“游民”和“流浪者”，甚至宣告“哲学的终结”……很显然，这一切的逻辑后果便是：怎么都行，什么都有可能，人类共同遵循的可公认的中心意义终结了。
透过如上三条有代表性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现当代哲学中，传统哲学的“绝对意识”处于各种交叉火力的猛烈轰击之中，一种新的哲学意识日益凸显。这种新的“哲学意识”，可以被称为“相对意识”。如果说在第一条道路那里，这种“相对意识”尚不特别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条尤其是第三条道路那里，这种意识显得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激烈了，到最后，就只剩下一种“既然没有绝对，那么怎么都行”的话语喧嚣。“相对意识”最终极端化为“相对主义”，并因此终于酿成了现代西方哲学来势汹汹的一股强有力的理论思潮。如果说在传统哲学中，面对“绝对意识”占据压倒优势的强大力量，“相对意识”只是涓涓细流，基本处于“边缘”的话，那么，在现当代哲学尤其是当代哲学中，“相对意识”则蔚然成风。透过“反基础主义”“后人道主义”“视角主义”“解构主义”“无政府主义”“非中心主义”等种种思潮，人们的确有一种扑面之感：“相对意识”乃至“相对主义”的确已成为当代哲学整体理论气氛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有人甚至把我们的时代概括为“相对主义的时代”（宾克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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