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我们分别讨论了“现代性”哲学话语与“后现代”哲学话语二者根本的思想动机和理论旨趣。对于这二者，如果采取一种知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人们就只会看到二者的彼此对立和相互攻讦，认为二者的关系不过是一群哲学家杀死另一群哲学家，然后留下一片狼藉的话语游戏。然而，如果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辩证法的理论视角，就可以看出，虽然二者在理论表现方式、所采取的理论策略、所运用的思想材料等诸方面都有重大不同，但是，抛开理论表象而透视其最深层的理论内核，二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或者说，二者在形式的对立中其实有着一种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对立中的“统一”，即是启人之蒙，去除对人的非人化、抽象化理解，捍卫人的生命自由。
在本章第二节，我们已经充分论证：“现代性”哲学话语的理论使命就在于去除人的“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把人的生命从“神”的巨大阴影中解放出来，实现上帝的人本化，让上帝的形象回归于人的形象。现代性哲学具有“解构”和“建构”、“去蔽”和“显真”的双重功能，“解构”和“去蔽”所要针对的是“前现代”哲学对个人主体性的束缚，对个人尘世生命合法性的抹杀和漠视；而“建构”和“显真”所意味的则是对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对个人理性能力的肯定，对个人此岸幸福生活的吁求和认同，对不断实现社会进步的渴望和信念。无论是“去蔽”还是“解蔽”，无论是“解构”还是“显真”，其理论旨趣都集中在一个中心的主题，即确立人的真实形象，为人的生命争取自由呼吸的空间上。
在本章第三节，我们也论述了“后现代”哲学的确对现代性哲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否定，甚至对现代性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主体”和“主体性”等观念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摧毁。然而，如果从一种建设性的、正面的角度去领会它的“否定”和“摧毁”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正如现代性哲学话语一样，它包含着“解构”与“建构”、“解蔽”和“显真”的双重品性，只是对它来说，所要解构的具体对象，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所要表达的具体内容已与“现代性”哲学大不相同，而且采取的言说方式和理论姿态也呈现出重大区别。但是，其最深层的理论指向却是内在一致的，即确立真实的人的形象，为人的生命争取自由呼吸的空间。
即是说，无论是对于“现代性”哲学，还是对于“后现代”哲学来说，它们的理论旨趣都是共同的，即为人的生命自由“启蒙”。
如果说对于现代性哲学来说，“启人之蒙”所意味着的是启人的“神性之蒙”，把人从成神的幻觉中解放出来，以达到以人的理性为内核的“主体性”，那么，对于“后现代”哲学来说，“启人之蒙”则意味着启人的“理性之蒙”和“主体性之蒙”，以达至人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虽然这并非以一种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即是说，“后现代”哲学所欲启之“蒙”与现代性哲学已大不相同，如果说现代性哲学所欲启之“蒙”是“前现代”哲学对人的遗忘和抽象，那么，“后现代”哲学的启蒙对象则变成了“现代性”哲学本身：它要启“现代性”哲学之蒙[18]，把人从“主体性”的幻觉中解放出来，把人从关于自身的抽象化、非人化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把人从“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以彰显人具体的、真实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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