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性哲学所蕴含着的这种抹杀个人真实性的理论危险性，为此，它们要摧毁启蒙理性所代表的“元叙事”或“元话语”。这种“元叙事”或“元话语”追求一种最终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认为其他一切局部的、个别的存在都必然从它那里获得合法性依据。这些“元叙事”或“元话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形态：一是启蒙运动关于人文解放的神话；二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点的唯心主义哲学关于精神目的论和绝对理念的神话；三是历史主义关于意义有一个中心的意义、历史过程，即这一中心意义的展开的关于意义阐释的神话。所有这些神话垄断了关于社会、历史和人类精神的解释权，差别性、个别性等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因此，要拯救“专名”的荣誉，为差异性进行辩护，消解“元叙事”或“元话语”的绝对权威便成了当务之急。正是在此意义上，利奥塔才说：“后现代知识并非为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够使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19]这意味着，一切追求“同一性”“一致性”和“总体性”的“元叙事”都是没有合法性的，一切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大写的“最终语汇”，如理性、逻各斯、绝对真理、客观规律、至善道德和完美价值等都是僭妄的，随着“元叙事”的瓦解和“最终语汇”的消失，所剩下的便只是“局部叙事”和“公正游戏”。福柯则深刻地分析了理性的权力层面，揭露了理性背后所暗藏着的权力意志及对个人生命的压制，他所描述的疯狂、诊所、监狱、性等，从“另类”的角度向人们揭示了“启蒙”与“野蛮”的同一性。因此，当福柯宣告“人之死”之时，所表达的正是“启蒙理性”对于个人生命束缚和压制的控诉和抗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哲学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并不表明二者之间是真正的势不两立关系，相反，二者在“不连续”之中具有一种内在的“连续性”，那就是对人的生命自由的捍卫，对种种遮蔽人的生命自由的形而上学化的“启蒙”和“解蔽”。因此，从一种建设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后现代”哲学是“现代性”哲学的推进和深化。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利奥塔的理解是十分到位和深刻的。他说道：“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不能被认定和定义为界线明确的历史实体，后现代性总是在现代性之‘后’到来。我应当说，正相反，在现代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着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力。……现代性是从构成上，不间断地受孕于后现代性的。”[20]所谓后现代性，实质上是要“重写现代性”，“后现代性已不是一个新时代，它们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点的重写，首先是对建立以科学技术解放全人类计划的企图的合法性的重写。但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重写已经开始很久了，并且是在现代性本身中进行的”[21]。后现代的本质是“重写现代性”，即是说“后现代”是现代性的前置，其旨趣在于审查进入现代性的资格。这种对“现代”与“后现代”关系的理解，充满辩证的精神，利奥塔既看到了二者所共同拥有的精神和冲动，即启人之蒙，把人从种种形而上学的遮蔽中解放出来，又看到了二者间的不连续性和差别性，即“后现代”是对“现代之蒙”的“再启蒙”，这是对现代性设想中的形而上学残余，以及由于这种残余对人的真实生命的遮蔽所做的进一步清算。哈贝马斯提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因而需要予以不断深化，以充分实现其尚未充分实现的遗产，也从一个正面的、肯定的立场表达了“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表明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联结、彼此推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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