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掘发戴震哲学理性启蒙意义的许苏民，在其所著《戴震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戴震的思想虽然与专制统治者尊奉的正统的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但戴震的思想恰恰又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发展之所孕育的，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所造就”。
（三）关于戴震哲学的思想渊源
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容肇祖、钱穆等人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做了有益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戴震“继承了颜元、李塨等人的传统”[166]，与南宋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这种观点最初来自清代同治年间的学者戴望的《颜氏学记》，此后，梁启超、胡适都认为戴震思想有一部分是受颜李学派的影响而成。
与胡、钱等人戴学渊源于颜李学派及惠栋的说法不同，王茂认为，戴震哲学渊源“或当来之于浙东刘宗周、黄宗羲学派”；此外，“很有可能还有另一个远绍古希腊的源头。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许多问题仍在若明若暗之中，弄清戴震与西学的全部关系，将俟诸异日”。[167]周兆茂认为，戴震哲学渊源是多元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批判地继承了陈淳、朱升等人理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第二，弘扬、发展了《周易》及荀子、张载等人的古代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第三，受17、18世纪人文主义思潮的撞击；第四，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168]如他认为，戴震的气一元论宇宙观来自张载，把鬼神解释为一种可以使原始物质元素得以运动化生的“精气”，即不可理解的神妙创造力，仅借用了《中庸》的词汇而已。
这种多元渊源论有很强的解释力，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在许苏民看来，戴震讳言自己的思想来源，除了《十三经注疏》外很少明言自己读过其他一些什么书，这完全是不得已。具体来说，戴震人学本体论思想源于李贽以来的早期启蒙学者关于“百姓日用即道”和“气质之性”一元论的大量论述；其认识论思想，如尊重公理与逻辑的科学态度，来自傅山、唐甄、颜元、李塨、程廷祚等人的有关著述以及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几何原本》的译释；其论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与唐甄最为一致，论理欲关系、情理关系，更与明末清初的一大批早期启蒙学者的思想倾向完全一致。同时，许苏民指出：“以上所举亦不过是择其与戴震所提出的命题特别相似者而言，是不可以绝对地执为定论的。”[169]
杨向奎在他影响颇大的《清儒学案新编》中并没有为戴震立学案，他对戴震哲学的论述散见于几篇论文中。杨先生认为，戴震对生的哲学更有正确的理解，对充满生意的宇宙进行了体会与描述，以和谐为美，进一步使中国哲学美学化，从而批判了走向偏枯的程朱之学，发展了明道与横渠的学说。明道使其学说走上和谐理论，横渠学说使其主张“由气化有道之名”。可谓视角与立意皆颇新。
近年来，不少学者注意研究戴震与朋辈学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术动向。对此，孙以昭认为，要深入开展戴学研究，必须重视对戴震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影响的研究，如注意戴震对扬州学派的影响。应把戴震的有关思想“放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大文化背景和清代徽州文化的地方文化背景中，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加以考察，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和价值”[170]。从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顾炎武、王夫之都反对理学，但是从哲学根本问题入手，深刻揭露理学唯心主义本质并进行猛烈抨击的，只有戴震。他不但比顾炎武、在有些地方也比王夫之都更为尖锐、彻底地批判了程朱理学思想。
另外，王茂等人的《清代哲学》第二十章专从戴震哲学的批评者与拥护者两个层面分述了“戴震哲学的反响”。许苏民的《戴震与中国文化》从第八、第九、第十章专门讨论了戴震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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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哲学思想新探:戴震与乾嘉学术的现代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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