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的这种经由语言的理解来对知识进行建构的思路为英国17—18世纪的经验主义所继承和强调。经验论者普遍认为，洛克革命性的哲学客观上批判了亚里士多德本质论的形而上学。因为在洛克那里，语词和它们的意义不再反映永恒本质，同观念一样，它们是任意的，从而可以自由地被选择，它们并不可靠地反映世界，而是依人类经验而变化。在对事物的指称和交流的语义行为中，人类不再仅仅承认已经形成的语词种类而是自己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建构，在语言的行为中给予具体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洛克事实上成为建构语言概念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先祖。可以说，在洛克的符号行为哲学中内涵着哲学的、语言的和符号的建构观念，它承认，正是在语言的使用中，人类建构起自己对世界的表征知识，由此而包含了英国哲学思维发展的一切“语用潜势”。这样，语言本质上就不是交流表象的工具，不是从讲话者到听者的思想交换或传递，而是经验的语用建构工具。
(二)经验论视野中的语用观念
康德和洛克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意识到了语言的隐喻本质，即我们可以使用语言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仍然坚持的语言表征论，尽管他们都未能把这种洞察结合进自己的心灵理论中。但是，一旦从表征事物或思想的单一功能中解放出来，语言就能成为交流主体的自由所有物和工具，语言使用者就能够代替语言本身而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将使语用思维进入语言变得更为容易。也正是由洛克所开创的这一思路出发，英国17—18世纪伟大的经验论哲学家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与常识论哲学家里德，将对语言使用的认识与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揭示语言的本质，形成了语言和社会的语用哲学。
从洛克对语言并不能完全、正确地传达或交流思想的怀疑论出发，贝克莱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怀疑不仅仅与语言相关，而且与物质本身相关。他否定物质的存在，坚持仅有思想和精神事件存在。像洛克一样，贝克莱也关注于阐明语言和世界间的关系，但他把语言从传达或表征的功能中解放了出来，指出它事实上是思想建构的媒介，并给予语言相对于它的指涉物以更大的自主性，强调了言语的非指涉的和语用使用的多样性。在他看来，符号并不总是表达或指称思想的观念，即便当它们表达观念时，也并不是普遍的抽象观念，它们尚有另外的用法，即除了表达和显示观念之外，对于诸如产生特定性情或心理习惯、指导我们的行为，符号都可以表达这种关系，当然，除非在符号的帮助下，否则我们并不能理解它们。
休谟也反对知识确定性的可能，认为精神中只有感觉，通过研究洛克语言的经验论中的语用潜势，他提出了一种意义的语用论。休谟认为，“名称”通过它自身的语义力，可以在语言接受行为中起作用，但这并不是要展示或表征个体讲话者心灵中的观念，而是依照实践的动机或交流的需要，在受话人中唤起一种指称个体或观念的感觉。因此，意义是名称的一种潜势，它的实现依赖于语用因素。在此，休谟更多的是从社会行为的道德方面进行的，在《人类理解研究》第三卷“论道德”中，以“论承诺的义务”为题，休谟指出，个体遵守“承诺”的义务来自意向和约定这两个方面，因为个体本身并无遵守承诺的自然义务，个体行为的意愿和“承诺的履行”间并无本质的联结，故承诺本质上是与非理智联结在一起的，也不存在属于它的心灵行为。但是，这样一来，承诺如何得到执行?休谟的回答是，通过社会压力和约定，通过基于社会的必然性和利益的人类普遍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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