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鸟画在五代发展的基础上又发扬光大，使中国的花鸟画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同时也达到了极盛时代。在北宋初期，花鸟画基本上形成两大流派，一是以黄筌、黄居寀父子为代表的黄氏画法，一是以徐熙为代表的野逸画法，两派风格不同，俗称“黄筌富贵，徐熙野逸”[16]，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黄筌、黄居寀原都为西蜀名画家，西蜀灭亡后来到开封，成为宋画院待诏，其画法也就成为画院的标准，而“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17]。风气所开，一时学黄氏之风波及画坛。黄氏画法之所以成为北宋初期画院主流，关键在于其经常出入宫廷，耳闻目睹，均为繁华珍奇、富贵艳丽之物，故而其华贵的画风尤为统治阶级所喜爱。黄氏画法的特点在于以极细的墨线勾出轮廓，之后填彩，往往隐去墨线，即使未隐去，墨线也不显露。这是一种“勾勒填彩，旨趣浓艳”的画风。此画法重于设色，而所画之物又是统治阶级推崇的诸如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等祥瑞之物，故从宋初一直持续了近百年之久。
与黄氏画法相对立的是徐派。徐熙一生未仕，以高雅自任，**不羁，所画多花竹、林木、蝉蝶、蔬果、草虫之类，追求野生动植物的天趣和轻秀，反对雕琢妩媚。“每遇景辄留，故能传写物态，蔚有生意”。“骨气风神，为古今之绝笔”[18]。画法上称为“落墨”，即先用墨笔描绘出物体的整个形态，然后在局部略施色彩，以墨为主，着色为辅，整个画面给人以朴素自然的美感。此画法多迎合士大夫在野派的口味，受到画院主流派的排斥，称之为“野逸”派。
到了北宋中叶，由于时代的发展，画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宋初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黄氏画法受到了冲击，及崔白等人出来，创造了新的画格，才改变了画院只重黄法的风气。
崔白，神宗时为画院待诏，善画花竹翎毛、败荷凫雁，同时对道释人物、走兽、龙水均有很高造诣，他的画的特点是“体制清赡，作用疏通”[19]。所画无不精绝，“落笔运思即成，不假于绳尺，曲直方圆，皆中法变”[20]。他的画风突破了在画院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黄氏体制”。如《寒雀图》写枯枝上的九只麻雀，各具神态，用笔奔放，所谓“白画雀，无黄家习气，自有骨法，胜于浓艳重彩”[21]。
崔悫是崔白之弟，画风似兄，其画长处在于“凡造写景物，必放手铺张而为图，未尝琐碎”，尤其画兔，自成一家。
吴元瑜，崔白的弟子，其“画法纤细，传染鲜润”[22]。“能变世俗之气所谓院体者，而素为院体之人，亦因元瑜革去故态，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23]元瑜的成就，可与崔白并肩。
宋室南渡，花鸟画尤呈兴盛之势，画院画师90余人当中专画花鸟，或以人物、山水画擅长而兼画花鸟者达半数以上，著名的花鸟画家有李安忠、李迪等人。这一时期的画法，已完全突破“黄氏体制”，或双勾、或没骨、或点染、或重彩、或淡彩、或水墨、或工笔、或写意，各逞其能。他们的作品，生动而有神韵，用笔严谨而无拘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迪的画在用笔上，将工细和粗放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为南宋花鸟画在转变画风时的典型，如《雪树寒禽图》、《木芙蓉图》等，生动而富有神韵，用笔严谨而无拘束，对后世影响甚大。
五、水墨梅竹画
梅、竹在宋代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这标志着宋代绘画不仅内容丰富，题材也越加专门化。专以水墨画梅、竹、兰花、葡萄的，多是一些文人画家。《宣和画谱》在《墨竹叙论》中提到：“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这些专以水墨梅、竹而闻名的有：文同、苏轼的墨竹；僧仁仲、杨无咎等人的水墨梅；杨宠画菊；赵孟坚、郑恩有画梅写兰等。画梅、竹，多有很深的寓意，这些文人画家，往往把生活中的感触寄托在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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