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巫师活动几乎遍及各地，不过因地域之别，人们的文化程度差异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李觏曾言：“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133]也就是说不论城市乡村都有巫觋活动。一般而言，宋代巫觋活动最猖狂的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两浙路、福建路和川峡地区。史载：“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134]；广南东西路“凡有疾病，但求巫祝鬼”；“巴楚之地，俗信巫鬼”，“实自古而然”[135]。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信巫尚鬼最厉害的地区恰恰都集中于南方，北方虽然也有巫师的活动，但比起南方而言，要相对逊色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是极不平衡的，用漆侠先生的话讲就是西不如东，北不如南。这是单纯从社会生产力角度来看的。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与文化发展水平相一致，也不尽然。从两宋历史看，北方的文化发展水平要高于南方，东部的文化水平要胜于西部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于巫师活动有极大关系，这也是巫师活动在南方盛行的原因之一。其次，巫觋活动之所以横行南方，也与南方的地理位置、地形面貌、人口居住条件有关。南方多山区或丘陵，交通甚为不便，人口的居住密度相对稀少一些，这些不便的条件，导致了人们较强的封闭意识，外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很难传播进去；再者，这些地区历史上都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其文化发展水平远逊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对之影响不大；另外即便有些地区经济发展起来，文化水平也较发达，但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习俗，无疑像一张天网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综上所述，南方地区之所以巫术横行，并非是一两个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积淀而成的。
巫师阶层的存在，其社会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其在某一地区往往成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成为没有官衔但比地方官权力还大的“官长”。如南宋孝宗时，知长沙县王师愈对荆楚一带的巫师有过专门的揭露，他说：“臣窃闻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甚。其最为害者，有所谓把门师是也。有嫁娶，不暇问媒妁，专信其勘婚；稍奉之不至，则离间两家，致嫁娶失时者多矣。有疾病，不敢求医药，专信其下禁；稍奉之不至，则恐动其亲属，不令侍奉，至有饥渴而死者多矣。比其死亡，则专掌其择地、选日；稍奉之不至，则托以山川之不吉，年月之未利，动经数岁，不获埋葬。……愚民无知，信其邪说，甘受此害而不悟，惟恐奉之不厚。以是，师巫家无非温户，甚可切齿。”[136]这里所言的门师其实就是指巫师，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荆楚一带的门师之跋扈。荆楚如此，江西一带又何尝不是这样？夏竦知洪州时曾言：“民之有病，则门施符术，禁绝往来，斥远至亲，屏去便物。家人营药，则曰神不许服；病者欲饭，即云神未听飱；率令疫人死于饥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余崇所凭，人不当留，规以自入。若幸而获免，家之所资，假神而言，无求不可。其间有孤子单族、首面幼妻，或绝户以图财，或害夫而纳妇。……小则鸡豚致祀，敛以还家；大则歌舞聚人，食其余胙。婚葬出处，动必求师；劫盗斗争，行须作水。”[137]这里所言的巫师已不仅仅是装神弄鬼、画符念咒，愚弄百姓，骗取钱财，而是成为当地的恶霸，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因此，听凭巫师泛滥，必定对社会秩序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二、巫术横行与禁巫
巫师利用社会上尚鬼信巫的风气，借用神权，对百姓进行精神上的压迫、肉体上的折磨、经济上的剥削。巫术的流行，破坏了社会的文明进程，也危及宋皇朝的统治秩序，因此伴随着信巫**的到来，也激起了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封建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其活动予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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