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伏尔泰之后，启蒙历史学家逐渐完成了历史写作的世俗化和自然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进化的概念引入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波舒哀以及大部分十六、十七世纪的年代学家试图整合世俗和宗教的历史，相反的是，而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哲学史家关注的则完全是世俗世界。他们寻找事件的自然原因，探究社会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历史模式。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例如，1694年的《法兰西学院词典》根本未收入“文明”一词，1798年版的定义也十分简单：“开化的行为，或者开化的国家”,而1832年版新增加了例句：“阻碍一个国家的文明，文明的进程，文明的成果，高度文明。”随着时间推移，“文明”一词逐渐与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联系起来。
引领这一潮流的是伏尔泰1756年的论著《论普遍历史及国家的风俗和性格：从查理曼大帝至今》,通常译为《风俗论》。与牛顿一样，伏尔泰并未挑战基督教时间框架下的年代学，事实上，他对十八世纪新兴的地质学抱有抵触心理，因此也就与“深层时间”无缘。他对历史写作的影响无疑是革命性的。他不再试图调和《圣经》和世俗两种纪年法，而是专注于后者。正如他在《百科全书》的《历史》一篇中所言，“事件的历史可以分为神圣的和世俗的……我绝不会触碰那些令人敬畏的主题(神圣的历史)”。伏尔泰显然想要使自己的写作区别于那位“著名的波舒哀”。波舒哀的《世界史讲义》(1681)以创世和亚当夏娃为起始，伏尔泰的《风俗论》则开始于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因为他认为这是最早的两个文明古国。③
伏尔泰在《风俗论》的开头，批评波舒哀的世界史忽略了东方世界的历史：“这位伟大的作家在描述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帝国和繁盛的宗教的阿拉伯时，就好像他们是四处泛滥的野蛮人。他为埃及粉饰，但轻视印度和中国，而后两者至少和埃及同样古老，也同样重要。”伏尔泰缩减了欧洲史的篇幅，并解释说“当人们想要了解我们的祖先凯尔特人时，必须追溯到希腊、罗马，而它们都比亚洲国家要晚得多”。因此，尽管伏尔泰拒绝深层时间的概念，但他通过将基督教叙事放回丰富多彩(基督教不一定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之中，从而实现了基督教叙事的去中心化。
尽管伏尔泰将历史完全转向世俗，并拒绝像波舒哀那样去追寻人类世界中各种事件背后的神意，但他对于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发展过程仍然有些含糊不明。他只阐明事件的自然原因(相对于超自然),却并未涉及总体模式。例如，在评论十七世纪威尼斯附近地区(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的落后状况时，他放弃了具体分析，只作出了总结：“人类自我开化和社会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多么缓慢而艰难啊!”他认为在某些特定领域(艺术、科学)和特定时刻(也许正是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进步，但是他从未尝试建立一套自己的历史发展理论。
伏尔泰1765年的著作《历史哲学》虽然与之前的《风俗论》书名不同，但内容上差别不大。遗憾的是，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哲学》发表时使用了化名“巴赞神甫”(Abbé Bazin),书中充斥着针对犹太人的长篇大论，常常将不良结果归咎于宗教迷信、神学纷争和僧侣势力。该书结论部分的总体论调是：批评那些声称法律是由神授意的历代立法者。这样的法律“永远是专制的”,无论它们建立的是执政官制度、贵族政治、民主制度还是君主政治。伏尔泰认为，那些声称神启的人只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是一群亵渎者和背叛者。他热衷于挑战无处不在的宗教狂热，这使得他不可能去关注历史进化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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