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课程标准的社会学研究
在社会学视野中，课程标准并不只是关于学校所应传授给学生的教育知识的一个“专业性文本”,而同时是一个“政治性文本”;课程标准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客观地”根据关于学生、社会及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进行编订的“技术性过程”,而是以政府决策层的价值取向为依据来选择和利用关于学生、社会及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进行编订的“社会性过程”。课程标准编订工作的启动本身乃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课程标准编订工作的具体过程也始终充满着权力的制约。尽管这当中也不时伴随着对权力的质疑与反抗，但由于课程标准是教育知识的最高法规，是对学校教学内容加以规定的政府文件，因此，在课程标准的整个形成过程中，权力不会退场。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课程标准是权力的产物，也是权力的象征。①
吴康宁曾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小学德育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大陆小学德育课程教学大纲对小学生所应形成之“品德”的规定，从个体与外部的关系来看，体现着“社会”的全面“占场”,“自然”的完全“缺场”;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强调“政治社会化职能”,而“人格完善职能”退居其次；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看，凸显“集体精神”,几无“个体意识”;从个体与个体的关系来看，充溢着“对人施舍倾向”,缺乏“平等共处取向”。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反思现有大纲，在新大纲的修订中，要强调“善待自然”,凸显“完善人格”,重视“保持个性”,引导“尊重别人”。①
王有升曾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初中课程目标进行比较社会学分析。他运用社会学的分析视角，采取分类分析与综合分析的分析方式，对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当时的初中课程目标进行比较，并探讨其与各自社会脉络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他分析了两套课程目标所体现的“个人”“家庭”“他人与群体”"社会"等诸方面素养的异同，以及二者在话语方式及学科视野方面的差异，并简要论述了这些分析对制定新的课程目标的启示。他指出，大陆初中课程目标在经济素养、家庭素养以及民主法治素养等方面较为欠缺，涵涉甚少，这就意味着大陆学生在相应方面的发展将难以得到学校教育的积极引导。大陆课程目标存在与学生日常生活及现实体验相脱离的倾向，如过分重视知识的获得而不强调学生的认识与领会；在个性素养方面，忽视学生内在的生命体验而强调外在精神的灌输；在政治素养方面，强调灌输而缺乏反省；在社会生活素养方面，缺乏对社会变迁问题的关注。②
(三)课程内容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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