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升曾对课程内容的社会控制意蕴尤其是语文教科书的社会控制意蕴进行较为深入的阐发。不同学科的课程内容所蕴含的社会控制意蕴和方式各不相同。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体现着当今全人类的普适性知识，这种知识所具有的科学理性及其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使其对人的思维方式乃至生存状态产生了强大控制力。这种控制甚或超越于社会控制，因为任何社会统治阶级都无法阻挡它的力量，而只能将相应的社会控制措施顺应于其上。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从来都是社会中价值争夺的重要领地，是社会支配文化与统治阶级意志的缩影，是社会符号控制的极为重要领域。政治类课程的内容直接承担着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职能。思想品德类课程的内容则明确规定着是非善恶的标准及具体的行为准则，其依据至少为社会支配阶级所制定或认可。这些课程的内容所蕴含的社会控制色彩都是外显的。历史类课程的内容则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解释与评价而渗透着官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其社会控制色彩具有一定的内隐性。语文属于人文科学课程，其内容所蕴含的社会控制是全方位的，既有浅层的也有深层的，既有外显的也有内隐的。除却语文教育被一贯强调的思想性职能具有明显的社会控制意蕴之外，语文教育的工具性职能往往发挥着一种深度社会控制的作用。教科书所建构起的话语解释体系，在学生长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已对其心灵形成了一种控制性力量，影响着其表达自己思想的准确性及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一种话语表达方式一旦被人习惯，它便会成为一种控制心灵的力量。社会通过对象征符号的控制来控制其成员思想的形成类型与表达方式，从而试图达成一种深层的控制，即意义的控制(或符号的控制)。①
朱志勇对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社会角色的呈现进行过比较分析。他从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功利性角色和表现性角色、社会角色的性别问题，以及正面社会角色和反面社会角色等方面，对两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的课文内容及插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②
2000年，王有升对我国当时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及具体的不同时代文化的角度展开。他发现，在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选取与呈现方面，反映或体现外国文化的课文基本上取材于欧美国家，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毫无涉及。这与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显然不一致。在对国内不同民族文化的体现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在教科书中所占比重较小，并且直接取材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少。在对不同时代文化的呈现方面，反映当今时代文化内容的课文占比不足30%;革命战争题材的课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与体现古代文化的课文大致相当。另外，古代文化及近现代文化方面的选材具有批判取向，主要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而现当代文化方面的选材极少批判取向。①
刘云杉对教科书中的童话童谣进行了颇具社会学意味的解读。童话童谣叙述的是农耕文化中乡土社会的民间知识。与农耕文化相对应的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个重传统的社会，传统即个人所感知到的记忆。教科书所呈现的童话童谣经历了制度文化对民间文化的遴选，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与制度文化比肩忝列于法定文化之中。教科书中的童话童谣是“过去的故事”在今天的投影，而今天的孩子又以他们的经历与阅历解释着过去并理解着现在。在充满“现代性”的当下，童话童谣所体现出的传统乡土社会的时间观、空间观、成效观与人我观等方面的特征，更可被透析出来。在时间观方面，童话童谣体现着绵延的时间、放达的生命感、后喻的文化特征；在空间观方面，它体现着封闭的空间与稳定的收获；在成效观方面，它“以不变应万变”,鄙弃机会，固守自律；在人我观方面，它则隐含着道德善恶与生存谋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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