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对教育学的破坏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所谓的“革命大批判”。1970年1月1日，《红旗》第1期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思想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该评论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不仅应该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这种“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意味着要否定人类发展的历史成就。
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随后，文科各学科领域几乎都开展了大批判。在教育学领域，这种“革命大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其二，批判孔子教育思想。以下简称“批凯”和“批孔”。
1.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
早在1969年9月，辽宁省就组织学校师生和工人、农民一起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以响应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场批判的重点批判对象是“全民教育”“专家治校”“智育第一”等观点。12日的《辽宁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凯洛夫的必须彻底批判》。社论指出，辽宁省是过去推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重点区之一，彻底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当前教育战线的极为迫切的任务。辽宁省的批判点燃了“批凯”之火。
全国范围内的“批凯”是在《红旗》1970年第2期发表《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一文以后开始的。这篇署名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所谓“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的文章，实际上是为“两个估计”的出笼开路。它表面上高唱“批凯”的调子，但实际上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实质性错误一个也没有触及。它通过“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核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私字’”等问题的论述，否定了学校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也否定了学校教学工作应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这篇“**”中难得的多少有点“理论”味道的文章，实际上是借“批凯”来批判教育中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否定“**”前的教育成就作舆论上的准备。这篇文章指出，谁改造谁，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来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必须做的工作。
随着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形成了“批凯热”。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一些学校也开展了“批凯”。如上海市闸北区永兴路第一小学，“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工宣队的领导下，校园里到处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从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到老年教师，个个拿起笔作刀枪，狠批凯洛夫《教育学》”①。
从“**”期间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来看，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这一时期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总体评价是：它以“全民教育论”为纲，以“智育第一论”为核心，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思想的翻版，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思想的大杂烩。②比较具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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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