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哲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还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反映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上，中国教育注重集体主义，西方教育注重个人主义；西方强调竞争，中国强调合作；西方强调自由，中国更强调义务和责任。我们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走向文化自负、自恋。中西方不同优秀价值观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习近平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②。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文化才能繁荣，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必然走向衰落。目前，我国教育哲学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研究和吸收得尚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建构中国教育哲学特有的体系和逻辑。
(三)教育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
教育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要建设中国教育哲学，必然涉及处理教育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要求。中国古代虽然有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但近代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却是以中断中国教育哲学传统，全盘引进外来学说为起点的。即便是1949年前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哲学，也都借鉴了西方的体系，带有西方理论的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取消了教育哲学学科，但在思想上，学习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再到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体现的都是教育哲学的对外关系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才有了教育哲学中国化的呼声与尝试。
教育哲学作为教育实践的价值导向，具有鲜明的国别性和民族性。国外教育哲学自然是相应国家对教育实践的价值诉求，不免有不合中国国情的地方，也不能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践。即便国外某些教育哲学包含有教育本质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也融入各国教育的特殊性之中，孤立的、抽象的教育价值是不存在的。著名教育家胡森说：“教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教育毕竟是由它所服务的具体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形成的。”①教育哲学中国化，把国外的理论作为“本”,“用”于中国教育，根子不在中国。“中体西用”却变成了“西体中用”,是不对的。因此，中国教育哲学必须从“中国化”走向“主体建构”。所建构的中国教育哲学既能反映中国现实，又能与西方学者进行交流对话，中西教育哲学思想相互补充，这是中国教育哲学主体性建构路径。
中国教育哲学必须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直面中国的教育问题，概括中国的教育经验。教育哲学不是抽象的玄思之学，而是实践哲学。“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评析，以确定其正确与否及其可行性如何，是教育哲学应有之义，教育哲学应当从‘象牙之塔’里走出来，面向实际，为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服务。”①教育哲学要关注实践问题，这既有历史实践对其的要求，也有当代实践对其的总结和未来实践对其方向的指引。我国的教育哲学注重吸收西方教育哲学的成果，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建设和发展经验总结不够；除了在思想上存在教育哲学的中国意识自觉性不强外，与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不够成熟也有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更加充分与深入研究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了重要经验，为建设中国教育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四)教育哲学的社会立场：中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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