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只是“经济人”与“动物人”，那么通过唯经济发展就可以解决，根本没有必要提可持续发展。但也正是唯经济发展模式暴露出了“经济人”与“动物人”的弊端：这是一种片面的人，它不仅造成了与自然世界的对立冲突，也扼杀了人性的丰富性与特质，包括人依赖于自然生态的生命本性。并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决定着人的自然生命本性，而是人的自然生命本性决定着“经济人”与“动物人”，人的自然生命本性不过是人的内涵丰富性的直观的表现形式。但唯经济发展观却以“经济人”与“动物人”的片面的活动直接代替了人的自然生命本性，进而遮蔽了人的生存活动的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建立在“经济人”与“动物人”之上的唯经济发展观并不能解决人的自然生存，如果说在“生存1”与人的自然生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话，那么，把人归结为“经济人”与“动物人”实际上也难以表达“生存1”。“经济人”与“动物人”排除了人生存的文化规定性与丰富性，凸显出了人生存的动物本性，同时也强化了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排他性，忽视了人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张力与协调性。但是，作为承担人的自然生命本性的“生存1”，不仅是指人在整个自然生态世界中与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的生存利益的冲突对立，同样还必须体现为人与自然世界的基本的生态和谐与共生关系。可见，要合理地确定和表达“生存1”，也必须要超越“经济人”与“动物人”的假设，立足于人的活动的特性与丰富性，构建一种更有深度、包括并更为真实地表达出“生存1”的内涵的生存观，这就是与可持续发展观相匹配的“生存2”。
与唯经济发展观不同，可持续发展观特别强调人与自然世界的基本的共生和谐关系。可持续发展观并没有抹掉“生存1”，而是通过升华对生存的理解从而超越“生存1”，或者说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蕴含了“生存1”。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处于基本的自然生命状态中的人即“生态人”，这是较唯经济发展观的“经济人”与“动物人”而言更为基础的规定。首先是“生态人”，然后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生存1”应当更有理由由“生态人”而不是“经济人”与“动物人”承担。但是唯经济发展观却由于忽视了“生态人”而将人的生存“逼”到一种仅仅处于与其他生命物尖锐对立的紧张的“存活”状态。这样一来，生命的最基本的和谐感反倒没有了。然而这种状态绝不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
当然，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强调的“生态人”，也不是孤零零的规定性，它本身就是“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规定性，因而与人的其他多重规定性是相互涵摄并贯通一体的。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绝不只是涉及人与自然两个方面，它在本质上是通过并且必然表达为人的社会化活动。“生态人”绝不是指人的主体性尚未从自然世界凸显出来的自然生命状态，不是指“野蛮人”，而必然是“社会化的人”。可持续发展观对唯经济发展观的超越从观念上讲并不只是在人类中心观与自然中心观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求通过社会积极地理解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下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厘定与重构，意味着成熟的人类主体意识的生成。可持续发展观所强调的还是人以及人类社会的主体性，而不是向所谓人与自然的自在同一状态的简单回归。如果说“生存1”是人的生命与自然世界的自在同一状态，那么“生存2”则是通过社会化所实现的人的生命与自然世界的自为的统一状态，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
应当说，生存观念的提升本身就蕴含于发展观念的当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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