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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论研究_邹诗鹏(2.可持续发展与生存观念的转变) 第(5/11)页

发展观转变的主题即从经济增长转变为一种注重生活质量的综合性的社会发展。早在19世纪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即认为由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所占的比重,乃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至于生产劳动的数量则取决于以工资基金形成的资本的力量,由此形成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大卫·李嘉图则揭示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及其土地资源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只从劳动过程以及既定的劳动资本去考察经济活动,但却撇开了人在劳动过程中的感觉以及劳动资本背后的资本占有关系。而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立足点就是必须要考察作为主体的劳动者是否通过劳动过程实现了自身生命的感觉与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起码的、最可怜的物质生活,而把劳动者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致使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需要方面都再没有任何其他需要,而且国民经济学家“甚至都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50]。由于“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51],人的生存当然就被还原成了一般生命物的存在,甚至不如非人的和动物的生存。国民经济学家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存”正是“生存1”,马克思的批判超前性地指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症结,他所说的是人的生存,即“生存2”。后来,马歇尔的积累与管理理论、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凯恩斯的静态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哈罗德的动态经济结构理论都试图修正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基本的发展理论与框架还是一种唯经济发展观,生存仍然被限定于“生存1”。事实上,这种理论状况在二战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断强化,直到今日,世界银行组织在一年一度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仍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贫困、人口问题以及资源短缺,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都属于“生存1”,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将发展等同于增长的倾向。

突破传统发展理论的是弗朗索瓦·佩鲁。佩鲁明确区分了增长与发展概念。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增长不能够自动提高全体人民的生产水平,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同时也忽略了全面的经济发展所应当包含的丰富内容。最关键的一点是,传统的增长概念忽略了增长本身的目的。不过,增长的目的是仅仅作为一种经济衡量形式的增长难以包括的,增长的目的是,也应当被替换为发展的目的。发展的目的落实到人本身,人把发展看成自身的价值取向是因为人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发展的目的决不是要强迫人们不情愿地像牛一样被喂养,或者永远作为小孩来抚养;也不是要通过把今天的人们压抑在受国家政策强制的计划机构中来寻找后代人的最终解放,而是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使人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有意识地自己教育自己,并且不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解放。”[52]这种目的,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相应的生存观,则应当是“生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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