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停留于发展概念，恐怕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因为发展概念同样可能是一个缺乏规范的概念，作为一种手段或过程，发展也可能忽视与人内涵的丰富性的关联，并遮蔽发展本身的目的。现代性意义上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实现了一种人的提升，这就是从自在的人向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提升，从近代意义上的或者已经成为传统的群体依赖性的人向个性化的人的提升，在这种提升中，生存主体性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这种主体性还只是生存个体的单子性与原子性，缺乏生存主体的社会性与主体间性，或者说缺乏健全的主体性。就发展的结果而言，发展之所以是发展，就在于它应当在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只是局部的领域都能得到改善，局部领域的发展有时往往是以牺牲掉其余的甚至是整体的利益为代价的。这种片面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如何评价和规范发展，最直接的就是看它是否有益于提高生活品质与生活质量，是否带来了社会群体对生活获得了整体性的理解与认同，而不是使某些人群边缘化并被迫处于“生存1”的境况。因此，如果说发展观的当代转换必然蕴含着生存方式以及生存意义的转换或提升的话，那就必须要深入到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深处，深刻把握这一新的发展观念中的生存论蕴含。
迄今为止，可持续发展观仍是一个学界争论的概念，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可持续性的看法，二是关于发展的看法。关于可持续性，大体存在着经济学和生态学两种视角。皮尔斯与特纳把可持续性界定为：“在维持动态服务和自然质量的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净收益的最大化”，这属于经济学视角。但更多的是生态学的视角。生物物理学界的学者则把可持续性定义为：“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国际自然保护同盟（ZUCN）则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使用一种有机生态系统或其他可再生资源在其可再生能力（速度）的范围内”。1996年，穆纳辛格和杰弗利·麦克尼利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概念与术语》一文中对可持续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动态的、人类的经济体系同更大的、动态的、但通常变化较慢的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之下，①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②人类个体充分发展；③人类文化可以发展。但是，为了不破坏生命支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功能，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53]这一定义可以说包容了经济学与生态学两方面内涵。实际上，除了经济学与生态学视野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社会视野，即从人的社会化的规定性看待可持续性，而这正是马克思在150年前就明确提出过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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