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在回到了开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思考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时我们应当从哪里开始入手?一个可能的起点是从“真实和具体的东西”开始，一个给定的、可观察的、经验性概念：人口。生产过程少不了生产着的人口。然而这一出发点是错的。人口，和生产一样是具有欺骗性透明和给定的范畴，只有在常识意义上是“具体的”。它已经假定了阶级的划分，劳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划分等：特定的生产方式的范畴。“人口”只是给我们“一个混乱的总体观念”。甚至，它在方法论上引起了从极其明显的东西走向更为简单的概念、更为稀薄的抽象的过程。这就是17世纪经济学家们抽象的方法，也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颇具才华和不留情面嘲笑的普鲁东的方法。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家从简单的关系出发然后按图索骥回到具体。后一种方法马克思称之为“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这种具体是一种不同于第一种公式中的具体。在第一种情况当中，“人口”在一种简单的、单方面和常识意义上被理解为“具体”(这显然是存在的);离开它生产不能够被理解等。然而，生产“复杂的具体”的方法之所以具体，在于它是一种“拥有许多决定因素和关系的丰富全体”。接着，这种在思维中(实践的主动性无疑在这里呈现了)再生产出历史的具体。现在，任何一种反身性或复制理论说明都是充分的。“人口”这个简单的范畴必须由更具体的历史关系矛盾地组成才能被重新建构，这些关系包括：奴隶主/奴隶，领主/农奴，主人/仆人。资本家/劳动者。这种区分是特殊的实践，它要求理论作用于历史：它构成理论对对象充要的第一步。思维通过将简单的、统一的范畴分解到组成它们真实的、矛盾的、对抗性的关系来达到这一区分。它追问什么是“直接呈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东西，什么是作为“表面现象”(外观的必要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①。
马克思总结了观点。具体，在历史中、社会生产以及观念中之所以具体，不是因为它是简单和可经验的，而是因为它展现了某种必要的复杂性。马克思在“经验获得”和具体之间做了一个重要区分。为了“思考”这种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复杂性，我们不得不在意识中重建构成它的决定要素。在历史中，已经作为结果被多重决定、多样组合的东西，在思维和理论中不是我们的出发点，而必然是被生产出来的。抽象的决定因素导致思维中具体的再生产。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使得“思维的方法”区别于历史的逻辑，尽管它与思维没有完全区分。对于马克思，更重要的是历史具体使得它作为思维的历史基础再次呈现。虽然历史具体不能够作为理论演绎的出发点，但它是所有理论建构的绝对前提条件：它“是现实的出发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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